裁量罪行
“我们给予纳粹他们所拒绝给予其对手的东西 ... 也就是法律的保护。” --美国前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 (Henry Stimson) 对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描述
言行之间是否真的有直接联系？文字和图像能否鼓动人们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当欧洲战争在 1945 年 5 月结束时，在纳粹 12 年统治和持续的仇恨宣传之后，盟军面临着对德国社会进行改革和对民众进行再教育的艰巨任务。德国犹太作家维克多•克伦佩雷尔 (Victor Klemperer) 在 1946 年写道，通过无数次的重复宣传并采用机械化和无意识的单词、成语和句子结构，“纳粹主义”已经“渗透进了人民的血肉。”盟军通过起诉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以揭露纳粹政权的罪行，以及铲除元首崇拜的残余和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影响，迫使德国人面对其刚刚经历的过去。这是历史上首次战争罪行审理法庭对宣传人员进行审判——这些宣传者的话语、图像和作品对纳粹的侵略、迫害和大屠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际军事法庭：一次前所未有的审判
在战争期间，盟军多次警告德国和其它轴心国政权，那些犯下罪行的政府、军队或纳粹党官员将受到惩罚。国际军事法庭于 1945 年 11 月 20 日在纽伦堡开审。盟军希望通过公开审判纳粹最高领导人来向德国人暴露希特勒政权的罪行并揭露德国侵略和大屠杀的规模。来自世界各地的两百五十五名记者出席司法大厦的审判。为了确保德国人民能获知审判的消息，盟军占领当局增加了德文新闻报纸的发行，并在审判期间让广播电台每天轮番报道审判进展情况。从 1945 年 12 月 7 日开始，新闻纪录片对全球电影观众定期播放有关大审判的报道。
在许多方面，纽伦堡的诉讼是史无前例的。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国家领导人被占领者组成的法庭审判过。二十四名纳粹统治下各政治领域的代表人员，依四大罪名被一一起诉：共同策划或阴谋犯下危害和平罪；危害和平罪；战争罪；危害人道罪。其中两名被告涉及到纳粹宣传工具的建立或传播。《先锋报》(Der Stürmer) 的编辑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 (Julius Streicher)，以及公共启蒙和宣传部官员汉斯•弗里切 (Hans Fritzsche) 的被起诉，完全是因为他们作为宣传人员所采取的行为。起诉书包括一段声明，指称那些宣传“从一开始就是阴谋者最强的武器之一 [其]…意识到向德国群众灌输国家社会主义原则和意识形态之任务的紧迫性”，且利用宣传“做好政治行动和军事侵略的心理准备”。
言行之间是否有挂钩？控方在起诉施特赖歇尔和弗里切的案件中所面临的关键性挑战，是证明纳粹宣传人员的活动与执行侵略或大屠杀政策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言行之间是否真的有直接联系？施特赖歇尔案件证明了双方之间谁强谁弱：经营《先锋报》二十二年，这是施特赖歇尔对犹太人狂热的仇恨并且呼吁对他们采取行动的铁证。仲裁庭判定施特赖歇尔危害人道罪的罪名成立，结论是《先锋报》从 1938 年到 1941 年之间刊登的二十三篇文章力促将犹太人赶尽杀绝。用于确立施特赖歇尔知悉“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证据，是他订阅了瑞士犹太报纸 《以色列人周刊》（Israelitische Wochenblat），其中登载了纳粹屠杀的报道。法庭裁定：“施特赖歇尔在东方犹太人笼罩在巨大的白色恐怖下时，仍然大肆煽动对犹太人的谋杀和灭绝行动，按照宪章规定，明显构成与战争罪有关的政治和种族迫害，并构成危害人道罪。”
最后施特赖歇尔被判处绞刑，于 1946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2 点 12 分，他被送上了绞刑架。战后审判认定，宣传在维持人民对纳粹政权支持上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在美化大屠杀时期对犹太人及其他受害者的迫害行为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依“危害人道罪”起诉纳粹宣传人员，成为了国际机构和法庭至今还在援引的一个重要先例。
去纳粹化早在战争结束前，盟军便誓言要摧毁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继德国于 1945 年 5 月战败后，占领当局开始实施该项战争目标。在波茨坦会议（1945 年 7 月至 8 月）中，战胜国制定了德国改革的基本原则：德国必须完全解除武装和实现非军事化；废除其武装部队；并对其人民进行“去纳粹化”和再教育。
在盟军占领德国的战后初期，“去纳粹化”涉及重新命名有关纳粹或军国主义的街道、公园和建筑物；拆除令人联想到纳粹或军国主义的纪念碑、雕像、标志和象征；没收纳粹党财产；在教育领域、德国媒体和许多曾经有过亲纳粹领袖和神职人员的宗教机构消除纳粹的宣传势力；以及禁止纳粹游行或军事游行、禁止唱纳粹时期国歌或公开展示纳粹标志。
盟军士兵，前集中营的犯人，以及反希特勒的德国人通过焚烧或摧毁万字旗、横幅和海报，来发泄他们对纳粹主义的不满。在影片中，美军士兵在前纳粹集会现场纽伦堡体育馆炸毁了巨大的纳粹万字标志。
对那些亲眼看到或是在电影院上映的纪录片中目睹的人而言，炸毁纳粹标志象征着纳粹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元首偶像崇拜必须被扬弃，而这位德国前领导人被证明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其政策给数百万欧洲人带来了苦难，并导致了德国的毁灭。影片摄制组记录了工人们拿着大锤拆毁巨大的希特勒金属半身像，并且将他的自传《我的奋斗》的铅印板熔化，以便为新德国的一份民主报刊铸造印刷铅字。直到今天，在德国境内散布纳粹宣传仍然是非法的。
认罪
关注战后对宣传人员审判的一般德国民众看到，像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这样的媒体人物为了避免遭受绞刑，以及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为了挽救她的事业和声誉，根本不愿承担他们参与纳粹罪行的责任，也没有表现出多少悔恨。汉斯•弗里切作为纽伦堡审判中的被告人，他的陈述则是例外：“在政府极权主义形成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杀害 5 百万人的灾难，我认为这种政府行为即使是在紧急情况下也是错误的。我相信任何一种民主控制，甚至是有限制的民主控制，都能够阻止这样的灾难发生。”这名前广播电台的播报员做了这样的结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仍然抓住种族政治不放的人是有罪的。”必须要由新一代的德国人，包括在战后出生且在 20 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十分活跃的学者在内，针对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在纳粹年代的行为提出质疑。
纽伦堡检察官发现很难证明施特赖歇尔知悉“最终解决方案”并且须对该方案负起个人责任。但施特赖歇尔在 1943 年 11 月 4 日为《先锋报》撰写的一篇文章则暗示他是知情的：“其实真的可以说犹太人基本从欧洲消失了，而且犹太人的‘东方水库’已不复存在，因为它，犹太瘟疫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欧洲各国的人民。德国人民的元首在战争开始时所作的预言现在已经应验了。”施特赖歇尔为自己辩护作证，坚称他一直到在被盟军关押时才得知大规模的屠杀。他还声称，他的讲话和文章目的并不是要煽动德国人，而只是“通知”和“启发”他们“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施特赖歇尔被精神科医生鉴定为理智，但却痴迷于对“犹太人”的仇恨，其辩护词根本无法成立。
控方在纽伦堡法庭的结案陈述中，详述了被告人的罪状：“被告施特赖歇尔是对在德国境内和占领区犹太人进行迫害的从犯，该迫害行动最终造成估计有 6 百万男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屠杀。施特赖歇尔已经承认对《先锋报》和他的其它出版物中的宣传负责，其中的宣传会蓄意挑起对犹太人的狂热恐惧和仇恨，并煽动对犹太人的谋杀情绪。而且，这种宣传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国家传播；事实上，被告施特赖歇尔很清楚地知道并且也同意，在这里无法公开表达任何争辩性的言论；并且因此，这种宣传的影响也就具有明显的可预见性及特有的感染力。通过旨在煽动仇恨和恐惧的宣传，被告施特赖歇尔在超过二十五年间，置身于建立实行大屠杀计划必不可少的心理基础。仅此一点，就足以确立他是犯罪灭绝计划从犯这一罪状。”由于无法证明施特赖歇尔与大规模屠杀的实际执行有任何因果关联，控方最终勉强同意接受施特赖歇尔对在大屠杀期间积极地“建议并推动了灭绝计划”这一控诉的辩解。
宣传部的汉斯•弗里切是受到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最低阶的德国官员。弗里切与更高级的德国官员一起出现在受审名单上，可能是因为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死，使得盟军找不到能够代表公共启蒙和宣传部的被告。此外，西方盟国都希望能借由选择弗里切来安抚苏联，因为他是 1945 年受苏联拘留的仅有的两名纽伦堡被告之一。他曾担任宣传部广播处主任，并主持自己的广播节目“汉斯•弗里切谈话！”。弗里切案件的控方试图引用他在其许多节目中公然的反犹声明（经由英国广播公司截获并翻译成英文）来证明被告有罪。“弗里切不是作为一名自由记者，”起诉律师说，“而是作为一个有效率、受控的纳粹宣传人员而受审 .. . 他对强化纳粹对德国人的控制起到了实质上的推动作用，他[并且]使得这些阴谋家的暴行更能无愧于德国人本身的良心。”法庭认为证据不令人信服，因此判定弗里切的所有三项罪名皆不成立。法院的结论是：“看来，弗里切有时在他的广播中发表了具宣传性质的强烈声明。但法庭不准备坚持这些声明意图煽动德国人民对被征服者作出暴行，因此不能要求他作为一名参与者对所控告的罪行负责。他的目的是要引起群众支持希特勒和德国战事的情绪。”
在弗里切案中，法庭的调查结果通过对仇恨言论或仇恨宣传与仇恨煽动进行区别，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区别。虽然他在他任职期间进行了反犹广播和声明，但弗里切并没有具体呼吁对欧洲犹太人进行大屠杀。这一点使他的宣传与共同被告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宣传清楚地区分开来。（只有苏联法官 － 少将尼基琴科 (I. T. Nikitchenko) 持有不同意见：“希特勒主义者若要实现他们的计划，就如同军备生产和军事计划的起草一样，煽动性谎言的传播和系统性的舆论欺骗是必要的。”）弗里切后来被纽伦堡去纳粹化法庭认定为是第一类“主要罪犯”，被判处在劳改营监禁 9 年。虽然被终身禁止写作，他在囚禁期间仍然写下并用化名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在经减刑于 1950 年被释放后，弗里切曾在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工作，直到 1953 年他因为癌症去世，终年 53 岁。
其他受审的宣传人员
战后盟军对纳粹宣传人员的起诉在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后继续进行，但随后的审判结果好坏参半，对于澄清言论和行动挂钩的法律问题没有多少助益。除了美国军事法庭将前帝国新闻首长奥托•迪特里希 (Otto Dietrich) 定罪之外，德国的“去纳粹化”法庭审判还将纳粹新闻巨头马克斯•阿曼 (Max Amann)、电影《永世流浪的犹太人》 (Der ewige Jude)的导演弗里茨•希普勒 (Fritz Hippler) 以及《先锋报》漫画家菲利浦•鲁普雷希特 (Philipp Ruprecht，即读者所知的“Fips”）等人定罪。其他宣传工作者则被判无罪，包括电影《意志的胜利》的导演里芬斯塔尔。一个英国法庭裁定美国出生的威廉•乔伊斯 (William Joyce)（呵呵勋爵）因其纳粹宣传广播而犯下叛国罪，他后来因此被处决。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阿明•阿尔-侯赛尼 (Hajj Amin al-Husayni) 曾在从柏林向阿拉伯世界的电台广播中播放亲轴心国的宣传，他于 1945 年在德国的法国占领区被捕。他逃往埃及，在那里他继续从事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犹和反以色列宣传的制作和传播。
历史上的第一次
这是历史上首次战争罪行审理法庭对宣传人员的审判 — 其所说的话、图像和作品对纳粹的侵略、迫害和大屠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战后审判认定，宣传在维持人民对纳粹政权支持上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在美化大屠杀时期对犹太人及其他受害者的迫害行为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依“危害人道罪”起诉宣传人员，建立了国际机构和法庭至今还在援引的一个重要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