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大屠杀否定论：在纽伦堡提出的大屠杀证据
二战后，最有名的战争罪行审判当属在德国纽伦堡进行的针对德国“主要”战犯的审判。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IMT) 上，来自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法官对纳粹政权的领导者们进行了审判。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 22 个主要的德国战犯，指控的罪行有：阴谋策划、破坏和平罪、战争罪以及违反人道罪。
然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对政府、武装部队以及经济系统中的纳粹官员进行审判。那些记录有二战期间德军以及其帮凶所犯的可怕罪行（例如纳粹屠犹）的公开记录都是人类永恒的遗产。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美国检察官认为，指控纳粹战犯最好的证据其实就是纳粹德国自身留下的记录。他们希望能够用纳粹战犯自己的话来指证他们的罪行。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德国人销毁了部分历史记录，还有一些历史记录在盟军轰炸德国城市的时候被炸毁了，但是，1945 年战胜德国的时候盟军还是缴获了数百万份文件。盟国的检察官向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提交了 3000 吨的历史记录。十多年后的 1958 年，美国国家档案馆连同美国历史协会公开了战胜结束时美国军队缴获的 62 卷档案记录。20 世纪末，又向大众公开了 30 多卷档案。
美国军队从纳粹的战利品和记录中确实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有黄金、货币、艺术作品，以及一些文件材料，这些材料是 1945 年 4 月 7 日由驻扎在德国梅尔克尔斯（Merkers）地区凯泽罗达（Kaiseroda）盐矿的美国第 90 步兵师的工程师发现的。上百万份文件材料来自于不同的地区，有的文件来自于德国陆军统帅部记录；有的文件来自于克虏伯、亨舍尔和其他德国工业巨头；有的是纳粹德国空军的材料；有的来自海因里希·希姆莱（时任德国警察首脑和德国纳粹党卫军领导人），也有德国外交部和其他地方的材料。
即使有些中央文件已有损毁，盟军也能根据一些保留的记录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事件和行动的经过。例如，德意志帝国保安总局 (RSHA) 的许多记录材料在布拉格地区总部的地下室内被焚烧掉了，但是许多材料的复印件在德国当地盖世太保（德国纳粹秘密警察）的办公室内的文件中被找到。缴获的德国文件中包括了一份纳粹国家政策和行动信息的记录。《万湖会议议定书》中记载着在纳粹党卫军组织的大屠杀中德国各国家机构中的合作文件，特别行动队报告中记载了 1941 年入侵前苏联时，流动屠杀分队屠杀犹太人的任务进度，这些文件连同其他关于大屠杀的文件一同上交给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纳粹德国精心拍摄的影片也成了揭露它自己罪证的证据。从 20 世纪 20 年代纳粹党成立之初，到二战中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于暴行的图像描述，德国摄影师和摄制组都（非常骄傲地）认为自己很好的完成了对自己所追求的意识形态的记录。临近战争结束的时候，盟国的军事人员团队孜孜不倦地对这些摄影和电影的资料记录进行定位、收集、分类。
除了纳粹政府授权制作的官方图片和电影以外，德国士兵和警察也直接拍摄了许多屠杀犹太人和其他居民的图片和电影。这些资料都记载着他们对犹太人的公开羞辱、强迫驱逐、惨绝人寰的屠杀活动以及将其监禁在集中营内的行为。这些最终都成为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纳粹战犯所犯罪行的栩栩如生、强有力的证据。例如，盟国的检察官呈交了一份被称为“施特鲁普报告”的文件，报告包含一份作为附录的照片簿，照片是由纳粹党卫军警方负责人于尔根·施特鲁普 (Jürgen Stroop) 拍摄的，记录着 1943 年春镇压华沙隔都起义的过程。根据施特鲁普自己计算，他的部队共抓获超过 55,000 名犹太人，至少杀死 7,000 名，并将 7,000 多人送到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其他一些图片文件来自于二战期间美国陆军通信兵所拍摄的美军行动的图片和电影，这些图片和电影在指控纳粹暴行以及大屠杀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有许多早期照片是关于刚解放的纳粹集中营的，这些照片是由像阿诺德·萨缪尔森 (Arnold E. Samuelson) 和马兰·赫斯洛普 (J Malan Heslop) 等的陆军摄影师拍摄而成的。后来，大量诸如此类的图像都陆续被上交给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新机构，这些图像都帮助世界人民更好地认识到纳粹主义的可怕以及集中营内人民的苦难。
1945 年 11 月 29 日，国际军事法庭在起诉中放映了一部名为“纳粹集中营”的一小时长的影片。当灯光在司法宫内亮起时，所有集会者都沉默地坐着。这些视觉证据对人们的影响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将大屠杀带进了法庭。
战犯和幸存者的目击证词为以后我们所了解的大屠杀奠定了认识基础，这些证词内容涉及到了奥斯威辛这部死亡机器的细节，有关别动队、纳粹党卫军以及警察部门所犯的暴行，还有华沙隔都的毁灭以及最初统计的对大约 600 万犹太人的屠杀活动。许多直接参与到屠杀计划中的人在战争没结束的时候就死去了，但盟军询问了许多仍然在世并即将接受审判的人们。没有一个人否认大屠杀的存在。大多数人只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他们在屠杀中的责任的注意力。
三名主要战犯递交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直接关系到了大屠杀：纳粹国家最高官员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公开坦率地承认了他们自 1933 年纳粹政党执政到 1939 年战争爆发期间对德国犹太人的迫害；奥托·奥伦道夫 (Otto Ohlendorf) 直接指证他所在的特别行动队 D 分队在 1941 年乌克兰南部杀害了 90,000 名犹太居民；奥斯维辛灭绝营的指挥官鲁道夫·胡斯 (Rudolf Hoess) 坦承战争期间在奥斯威辛-比克瑙灭绝营用毒气杀害了超过 100 万的犹太人。这三个人都承认他们的行为是受命于国家的合法命令。
虽然，犯罪者坦率承认杀人计划的证词往往让人不寒而栗，然而，从当时到今天的幸存者的证词才是对那些大屠杀否定论最好的治疗药剂。大屠杀幸存者直接经历了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他们的证词都是出于亲身经历、直接切身的，因此才更有说服性。一些幸存者，像女设计师玛丽·克洛德·威能 (Marie-Claude Vaillant)，她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陈述了她在奥斯维辛灭绝营的亲身经历，而埃利·维瑟尔 (Elie Wiesel)在战后根据自己在 1944 年从匈牙利占领下地特兰西瓦尼亚被驱逐到奥斯维辛灭绝营的经历，著成一本名为《夜》的书，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这些鲜活的证据都让我们深刻了解到他们作为种族灭绝受害目标的所感所受。
总的来说，这些战后审判中所提供的文件、图片、电影以及战犯和幸存者的证词都是大屠杀确实存在过的不可否认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