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屠杀之后的 1945 年到 1951 年期间,美国(连同英国)充当了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占领区里一百多万难民(DPs)的守护者,这其中的犹太难民在 1945 年底的高峰时期达到了 250,000人。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康复机构以及各种私人救援机构帮助西方盟国应对这个巨大的挑战。

1945 年 9 月以前,犹太难民和非犹太难民一直都是居住于同一营房。这种安排有时需要犹太大屠杀受害者与之前的施暴者或表达反犹情绪的其他人居住在一起,导致他们时常痛苦地回想起大屠杀的情景。其中许多犹太难民都极度缺乏安全感,抗议这种居住条件。

许多犹太难民也很怨恨其中某些美国军事人员对待他们态度苛刻且麻木不仁。允许德国警察进入难民营搜寻违禁品的惯例就反映出他们对于因刚遭受过大屠杀而造成心理创伤的幸存者们漠不关心。关于美国军事人员在巴伐利亚州难民营粗暴对待犹太人的抗议促使哈里·杜鲁门总统派遣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厄尔·哈里森 (Earl Harrison) 去往美国在德国的占领区进行调查。

哈里森于 1945 年 8 月上呈的报告促使杜鲁门总统下令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分开居住,并更加体谅在难民营的犹太幸存者的感受。紧接着美国当局显著改善了那里的生活条件,包括允许犹太人的民间救济机构在难民营运作。他们也给当地的居民更大的自主权。

杜鲁门总统支持对犹太难民采取更加开放的移民政策。在一项行政命令的授权下,1946 年到 1948 年期间有多达 16,000 名犹太难民移民至美国。随着 1948 年战时错置人员法案的通过,国会对移民签发了大约 400,000 个签证,远远高于了现有的配额制度。这其中有 80,000 个签证发给了犹太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