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期间的儿童日记

背景

至少有 110 万犹太儿童在大屠杀中遇害。

在数百万受到纳粹及其轴心国同伙迫害的儿童中，只有少数日记和笔记得以保存下来。在这些手记中，小作者们记录自己的经历，倾诉自己的感受，反映自己在噩梦般的年代中经历的创伤。

米里亚姆•瓦腾堡（MIRIAM WATTERNBERG）的日记

米里亚姆•瓦腾伯格 (“玛丽•伯格”) 的日记是最早向大众揭示大屠杀恐怖真相的儿童手记。

瓦腾伯格 1924 年 10 月 10 日出生于罗兹。她从 1939 年 10 月开始写战时日记，那时波兰刚向德军投降不久。瓦腾伯格一家流亡至华沙。1940 年 11 月，米里亚姆与父母和妹妹不得不在华沙隔都生活。瓦腾伯格一家在这个受管制的社区内享有特权，因为米里亚姆的母亲是美国公民。

就在 1942 年夏天华沙犹太人第一次被大规模遣送至特雷布林卡之前不久，德国官员将 Miriam 和她的家人以及其他持外国护照的犹太人关进了臭名昭著的帕瓦克监狱。德国当局最终将她们一家转移至法国的维特尔 (Vittel) 拘留营，并在 1944 年允许他们移民到美国。米里亚姆•瓦腾伯格的日记于 1945 年 2 月用笔名“玛丽•伯格”发表，是二战结束之前英语世界能够看到的极少数华沙犹太人区目击者手记之一。

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日记

安妮•弗兰克是大屠杀时期最著名的儿童日记作者，她的日记是她与家人和几个认识的人躲藏在阿姆斯特丹一间阁楼仓库时所写。

她的本名是安内莉斯•弗兰克（Annelies Frank），1929 年 6 月 12 日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是商人奥托•弗兰克和妻子 伊迪丝的小女儿。纳粹于 1933 年 1 月掌权后，弗兰克逃到阿姆斯特丹，以躲避新政权的各种反犹措施。安妮在十二岁生日收到了一本签名簿，她开始在空白处写日记，详细记录了“秘密阁楼”中发生的各种事情。1944 年 8 月 4 日，德国安全警察根据匿名举报发现了弗兰克一家的藏身处，将住在阁楼的人们经由韦斯特博克遣送至奥斯威辛。

1944 年 10 月末或 11 月初，安妮和姐姐玛尔戈特随队伍从奥斯威辛抵达贝尔根-贝尔森，她们二人均在此处死于斑疹伤寒，时间是 1945 年 2 月末或 3 月初。战后 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作为家庭唯一的幸存者于 1945 年夏天回到阿姆斯特丹，前员工梅普•吉斯（Miep Gies）在那里将安妮的日记交给了他，还有那次逮捕之后她在阁楼发现的几页纸。这本日记 1947 年首次在荷兰出版。1952 年，安妮•弗兰克的战时笔记发行了英文版本《一位少女的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后来成为世界上最为广泛传阅的书籍之一，让作者成为大屠杀中数十万遇害犹太儿童的象征。

日记和笔记分类

安妮•弗兰克日记的盛名在一段时间内掩盖了大屠杀期间其他儿童作品的光芒。但是，随着大屠杀日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日记得以出版，揭示了纳粹压迫下少年儿童的战时生活。

这一时期的小作者们来自各个社会阶层。一些是贫民或农民家庭的孩子，另一些出身为中产阶层职业人员，还有一些成长于富有和特权家庭。少数来自笃信宗教的家庭，而其他人则在同化和世俗社会中长大。无论他们的个人信仰状况如何，大多数写日记的孩子身上都有犹太传统和文化的印记。

大屠杀时期的儿童日记和笔记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1) 逃出德军控制领土，成为难民或游击队员的孩子所写；

2) 藏匿生活状态下的孩子所写；

3) 居住在隔都、生活受到德国当局其他限制或是更加罕见地，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孩子所写。

难民日记

难民日记通常是由德国、奥地利或捷克领土上已被同化的犹太父母的子女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或 40 年代初所写。这些日记中许多都提到了迁居的问题，因为所有这些小作者都离开了熟悉的家乡，在遥远国度的陌生人之间寻求避难。

一些作者是与兄弟姐妹或父母一起逃离，例如尤塔•萨尔兹伯格（Jutta Salzberg，1926 年生于德国汉堡）、利莉•科恩（Lilly Cohn，1928 年生于德国哈尔伯施塔特）、苏茜•希尔森拉特（Susi Hilsenrath，1929 年生于德国巴特克罗伊茨纳赫）和伊丽莎白•考夫曼（Elisabeth Kaufmann，1926 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2003 年去世）。其他人则是独自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例如克劳斯兰格（Klaus Langer，1924 年生于德国上西里西亚的格莱维茨）、彼得•费格尔（Peter Feigl，1929 年生于德国柏林）、维尔纳•安格雷斯（Werner Angress，1920 年生于德国柏林，2010 年去世）和雷亚•耶德瓦布（Leja Jedwab，1924 年生于波兰比亚韦斯托克）。

通过合法手段移民的小作者们，往往会描述在找到安全庇护所以及取得必要签证和移民文件的过程中，官僚机构所制造的巨大困难。逃生的作者则会描绘在危险地区跋涉的苦难旅程及担心被捕的持续恐惧。

无论他们通过什么方式逃生，难民日记都反映了失去家乡、语言和文化的痛苦和迷惑，与家人和朋友分离后的孤苦无依，以及适应在陌生甚至是疏离的世界中生活时面临的挑战。

藏匿日记

和安妮•弗兰克一样，一些孩子们东躲西藏以避开德国当局，他们的藏身之处包括东欧和西欧各地的阁楼、地堡和地窖。这些作者回顾了他们在藏匿时遇到的困难和危险，包括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奥托•沃尔夫（Otto Wolf，1927 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莫海尔尼采），波兰的米娜•格鲁克斯曼（Mina Glucksman）、克拉拉•克拉默（Clara Kramer，1927 年生于 Zolkiew）和列奥•希尔伯曼（Leo Silberman，1928 年生于普热梅希尔），荷兰的博提耶•布洛赫-范•林（Bertje Bloch-van Rhijn）、伊迪丝范赫森（Edith van Hessen，1925 年生于海牙）和安妮塔•梅耶（Anita Meyer，1929 年生于海牙）。

这些孩子藏匿时相当一部分或是全部时间都完全隐身，孩子们往往必须要在藏身处几个小时地保持沉默，甚至动也不能动。孩子和保护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唯恐高声言语或是脚步声会引起邻居的怀疑。

其他藏匿的孩子们则是隐藏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假证件和假身份的保护以非犹太人的身份通过检查，例如比利时的摩西•弗林克尔（Moshe Flinker，1926 年生于海牙，1944 年死于奥斯威辛）和法国的彼得•费格尔（Peter Feigl）。这些孩子必须迅速地彻底适应新身份和新环境。孩子们学会了应答假名字，避免可能会显露自己出身的语言或举止。

由于大部分犹太儿童是由信仰与自己不同的个人或宗教组织所藏匿，孩子们学会了背诵“改信”宗教的祷文和教义，以免引起其他成年人和同龄人的怀疑。说错一句话或是做错一个手势，就足以让孩子和救助者处于危险之中。

隔都、集中营或沦陷区日记

大屠杀时期大部分被发现的日记出自居住在德占欧洲各地隔都的少年儿童之手。隔都日记往往反映了作者远离亲人、与世隔绝和脆弱无助。它们记录了作者受到的极端肉体痛苦和贫困，呈现了犹太人在努力生存中遇到的复杂困难和逆境。从隔都日记中，读者不仅能看到纳粹迫害的恐怖和暴力的第一手记录，也能了解那些尝试通过学习、创造和游戏来超越自身处境的孩子们。

在德国控制东欧地区，特别是波兰和前苏联的许多隔都遗址，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儿童日记和笔记。其中最著名的是罗兹的大卫•希耶拉克维亚克（Dawid Sierakowiak，1924 年生于罗兹，1943 年死于罗兹隔都）和两位不知名少年的日记。华沙隔都的完整日记极少，但雅尼娜•列文森（Janina Lewinson，1926 年生于华沙，2010 年去世）的零碎笔记得以留存下来，后来收入她晚年的回忆录中。伊琳娜•格鲁克（Irena Gluck，生于 1926 年，死于约 1942 年）、雷尼娅•科诺尔（Renia Knoll，1927 年生）和哈利娜•内尔肯（Halina Nelken，1924 年生于克拉科夫）在克拉科夫隔都写下日记，而大卫•卢比诺维日（Dawid Rubinowicz，1927 年生于凯尔采，1942 年死于特雷布林卡）、埃尔萨•宾德尔（Elsa Binder）和鲁特卡•雷布里希（Ruthka Leiblich，1926 年生，约 1942 年死于奥斯威辛）则通过日记记录了在社区所受的迫害。

一些战时日记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隔都：来自维尔纽斯维尔纳隔都的伊兹科夫•鲁达舍夫斯基（Yitskhok Rudashevski，1927 年生于维尔纽斯，1943 年死于波纳利森林）和加比克赫勒（Gabik Heller）；来自立陶宛考纳斯科夫诺 (Kovne) 隔都的伊利亚•戈伯尔（Ilya Gerber，生于 1924 年，死于约 1943 年）和塔玛拉•拉泽森（Tamara Lazerson，1929 年生于考纳斯）；以及被关押在里加隔都的德裔犹太女孩戈尔特鲁德•施奈德（Gertrude Schneider，1923 年生于维也纳）。

波希米亚（今捷克共和国）特莱西恩施塔特有大量日记留存下来，其中有佩特•金茨（Petr Ginz，1928 年生于布拉格，约 1944 年死于奥斯威辛）和埃娃•金佐娃（Eva Ginzová，1930 年生于布拉格）兄妹、艾莉斯•埃尔曼（Alice Ehrmann，1927 年生于布拉格）、赫尔加•魏索娃（Helga Weissovà，1929 年生于布拉格）、赫尔加•波拉克娃（Helga Pollackovà，生于 1930 年）、埃娃•卢比克娃（Eva Roubickovà，生于 1920 年）和保罗•维纳（Paul Weiner，1931 年生于布拉格）。

许多日记出自隔都围墙外的孩子之笔。例如，萨拉•费什金（Sarah Fishkin，生于 1924 年，死于 1942 年）在德占白俄罗斯（今白俄罗斯）卢伯热维奇（Rubezhevichi）镇写下了日记。利瓦•戈尔特斯曼（Riva Goltsman）描述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被占领后动荡不安的前六个月。利昂•维尔斯（Leon Wells，1925 年生于利沃夫斯托雅诺夫）作为利沃夫雅诺夫街强制劳动营特遣队的一名年轻队员写下了日记，而 Günther Marcuse（1923 年生于柏林，1944 年死于奥斯威辛）讲述了他在格罗斯-布雷森强制劳动营的经历，那里曾经是希望从帝国移民的犹太年轻人的职业培训农场。伊萨贝尔•耶希翁（Isabelle Jesion）的日记写于德国占领下的巴黎，雷蒙德•诺沃德沃尔斯基（Raymonde Nowodworski，1929 年生于华沙，1951 年死于以色列）则描述了她在法国犹太人总会(UGIF) 开办的儿童之家（Centre Vauquelin）的生活。

每部日记都是一段缩影

大屠杀时期儿童、少年和青年们的日记反映了形形色色个人经历和战时环境。它们的作者经常讨论的主题涉及人类苦难的本质、迫害的道德和伦理层面以及用希望对抗绝望的斗争。每部日记都反映了作者生活的片段，拼接起来则向读者展开一幅大屠杀期间生存和死去的年轻人的纷繁复杂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