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敌行为

在欧洲，反犹主义、民族主义、民族仇恨、反共产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盛行，导致德国占领区国家的公民与纳粹政权勾结，消灭欧洲的犹太人，并协同执行其他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 此类通敌行为是实施“最终解决”和大规模屠杀其他纳粹政权目标群体的关键因素。这些帮凶犯下了大屠杀时期最严重的暴行。

德国的欧洲轴心国伙伴为了和纳粹政权合作，颁布和强制实施反犹立法，在某些情况下，将本国的犹太公民和∕或居民驱逐出境，在德国的羁押下送往杀戮中心或劳动营。一些轴心国在德国指示下或出于其自身意愿，法西斯准军事组织恐吓、抢劫并杀害了当地犹太人。斯洛伐克的赫林卡 (Hlinka) 卫队、罗马尼亚的铁卫军、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 (Ustasa) 和匈牙利的箭十字党要对其领地内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之死负责。 在这些国家及其他国家中，军事人员、警察和宪兵在征用、集中和驱逐各自国家的犹太居民起主要作用。 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维希法国，警察、军队和宪兵军官在执行德国提出的政策，将在受他们影响和控制领土上的犹太居民驱逐到东部的杀戮中心。

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政府设立了自己的集中营。 截止到 1942 年年底，克罗地亚当局杀害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克罗地亚犹太人（2.5 万人左右），其中很多人是在雅塞诺瓦茨 (Jasenovac) 集中营系统遇害的。 克罗地亚警察和乌斯塔沙民兵还屠杀了 32 万至 34 万塞族人，其中有些人是在雅塞诺瓦茨遇害的，但绝大多数人是在他们居住的村子里遇害的。 1942 年间，斯洛伐克官员与德国人合作驱逐了将近 80% 的斯洛伐克犹太人口。

意大利和匈牙利在被德国直接占领之前都没有驱逐犹太人，虽然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与德国人合作，其中包括反犹主义立法。 由于参与了轴心国肢解南斯拉夫和占领希腊的行动，保加利亚甘做德国人的帮凶，将犹太人驱出上述国家的保加利亚占领区。 但为了应对民众的反对以及执政党内部的保留意见，保加利亚当局拒绝将犹太人驱逐出保加利亚本土。 然而，他们确实从 1943 年至 1944 年没收了犹太社区的许多财产，并在征用犹太男子进行强制劳动。罗马尼亚的宪兵和军事单位在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两个重新占领的省份以及罗马尼亚在乌克兰境内实施行政管辖的德涅斯特直接杀害和驱逐了罗马尼亚犹太人和乌克兰犹太人。 尽管如此，罗马尼亚政府还是拒绝将犹太人从罗马尼亚的核心省份（如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南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驱逐出去。

德占区国家和地区内的许多人都与德国占领当局勾结。 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帮凶和境外德意志人在整个欧洲东欧和东南部杀戮犹太人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人充当杀戮中心四周的守卫，参与使用毒气杀害了数十万的犹太人。 特别是在 1942 年之后，其他的人，尤其是来自欧洲东南部的境外德意志人在纳粹集中营系统内供职。

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自发地组成了德国党卫军和警察临时清除和重组的团体。 从一开始，这些“游击队”或“自卫”团体的成员杀害了数千名犹太人以及真正的和被认为的共产党人。德国人重组的组织成为警察忠实的党羽，残酷无情，协助德国当局——平民、军人、党卫军和德国警察在被占领的苏联大肆屠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数十万的非犹太人。在整个占领期间，德军继续从苏联原住民中为警察部队、军队和行政机关部门招募辅助人员。

维希法国政府与德国人合作，制定Statut des Juifs （《犹太法令》），按种族界定犹太人，并限制他们的权利。 维希当局还积极予以配合，甚至主动在法国南部设立拘留营，抓捕外籍的犹太人和法国的犹太人，协助将犹太人（大多是居住在法国的外籍犹太人）驱逐到波兰的德国占领区内的杀戮中心。维希政府还将反抗佛朗哥叛军捍卫西班牙共和国的西班牙人和国际战士移交给德国人。 佛朗哥获胜并于 1939 年成立了保守的专制政权之后，这些所谓的西班牙共和党人或“红色的西班牙人”，若继续留在西班牙，会受到某种迫害或可能面临死亡，于是在法国寻求避难。维希法国向德国人移交了几千名难民之后，德国人将他们关押在集中营，其中数千人就死在那里。

1940 年4 月，德军入侵挪威之后，挪威的法西斯分子维德孔•吉斯林 (Vidkun Quisling) 自封为总理。 德军很快就对他大失所望，于是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不过还是断断续续地用他充作傀儡。吉斯林的名字被编入英语词典成为一个词条，释义为给占领者当走狗背叛国家的卖国贼。 挪威警察和准军事力量协助党卫军和德国警察部队将犹太人驱逐到奥斯威辛-比克瑙。同样，在比利时和荷兰，当地平民和警察当局与德军密切合作，围捕犹太人，并将他们驱逐至杀戮中心。

在德国占领区和德国欧洲轴心国伙伴的领土上，当地宣传者都与德国占领当局或其政府相互勾结，企图使轴心国的侵略扩张和轴心国提出的种族和定居点政策合法化，这些政策尤其是包括灭绝欧洲犹太人和对纳粹德国及其轴心伙伴国选中的其他群体实施大规模屠杀。 此类宣传在消除当地反参与大规模的征用、驱逐和杀戮的阻力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轴心国，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还有效地利用了外籍宣传者和走狗（这些人是同盟国的公民或居民），或利用其在非洲和亚洲的领地，通过电台广播，使针对欧洲及其他地方犹太人的暴行和针对盟国的斗争中的暴行合法化。

德国当局要求轴心国及其占领地区的走狗协助实施“最终解决”。 轴心国政府、警察和军事当局帮助围捕犹太人，并将其驱逐到杀戮中心，积极参与屠杀犹太人的行动，并在某些情况下，在自己的国界内犯下了杀戮犹太同胞的滔天大罪。 在他们的占领区（尤其是在东部），德军依靠当地帮凶（平民、军人和警察）来实施对犹太族群灭绝行动。

德军占领区的轴心国政府当局和土著帮凶都是实施其征用、驱逐强制劳动力以及大肆屠杀非犹太人政策的工具，尤其在德军占领的波兰、苏联和塞尔维亚。

延伸阅读

Michael Curtis 著。 《针对维希的判决： 维希法国政权的权力和偏见》(Verdict on Vichy: Power and Prejudice in the Vichy France Regime)。纽约： 拱廊出版社 (Arcade Pub)，2002 年。

Peter Davies 著。 《危险关系： 合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Dangerous Liaisons: Collaboration and World War Two)。 哈洛： 培生教育出版集团 (Pearson Education)，2004 年。

Hans Fredrik Dahl 著。 《吉斯林： 背叛之研究》。 英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

István Deák、Jan T. Gross 和 Tony Judt 编著。 《欧洲审判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Its Aftermath)。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 年。

David Gaunt、Paul A. Levine 和 Laura Palosuo 编著。 《大屠杀时期的合作与反抗： 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During the Holocaust: Belarus,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波恩： Peter Lang 出版集团，2004 年

Jozo Tomasevich 著。 《1941 年至 1945 年，南斯拉夫的战争与革命： 占领与合作》(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 1941-1945: 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