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各地的普通民众如何以及为何助长了对其犹太邻居的迫害?

在大屠杀期间，普通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迫于压力而服从当局，有的投机取巧，有的贪婪成性，还有的怀恨在心。在许多地方，对犹太人的迫害是在几个世纪反犹主义背景下发生的。在德国，许多并非狂热纳粹分子的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对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的迫害和屠杀。德国占领其他国家后，当地的许多人也一起对犹太人实行迫害。  

在任何地方，都有旁观者为积极参与迫害和暴力的人喝彩，而大多数人则无动于衷。   

纳粹德国内部的参与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许多德国人协助纳粹政权将犹太人逐出德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纳粹积极分子——即地方纳粹领导人和纳粹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和党卫军以及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通过恐吓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来贯彻纳粹的社会和文化规范。例如，他们骚扰进入犹太商店或对犹太人表示友好的德国人。

然而，即便是那些不认同“犹太人”是“种族污染”源这一纳粹极端信仰的德国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例如，体育俱乐部、读书小组和其他志愿协会的成员排斥犹太人；中小学和大学里的青少年享受着新获得的自由，即骚扰犹太同学甚至成年人。许多德国普通民众也参与其中，他们以低价收购犹太企业、房屋或财产，或因犹太人被赶出经济环境、商业竞争减弱而受益。有了这些收益，这些人就与持续不断的迫害形成利害关系。

部分房东和邻居会谴责其观测到房客或其他人的私人行为，这包括“种族亵渎”罪、犹太人与“德国血统或相近血统”者之间的性关系，或违反德国刑法第175款关于禁止同性恋的规定。

未积极参与的德国人则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迫害犹太人的行为。大量德国人被动接受犹太人在工作场所遭到排除和在学校与社区被孤立。另一些人作为旁观者欢呼，观看公众游行等活动，羞辱那些被指控为“种族亵渎”的人。  

纳粹政策和行动以及德国精英和普通民众作出的反应，最终导致犹太人在1938年末几乎完全被孤立在德国社会之外。虽然许多德国人赞成将犹太人边缘化，但他们并不认可纳粹于1938年11月9日至10日（“水晶之夜”）期间领导的大屠杀暴行和财产破坏。然而，很少有人公开发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将犹太人逐出德国时也同样如此。在那些因驱逐而确实引起不满的地区，纳粹宣传人员只是加大力度，促使人们接受清除“内部敌人”的做法。

纳粹德国内部反应的动机

不同的动机影响了人们对迫害犹太人作出的反应，并造成了一种被动或冷漠的氛围。动机形式多样，包括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信仰、恐惧和自身利益。例如，纳粹的宣传工作加剧了长期存在的反犹偏见，导致许多人将其视为“异类”。纳粹还几乎完全控制了公共空间，政府的审查制度阻碍了不同声音的传播，鲜有德国人敢于公开反对迫害犹太人。他们意识到，在一个受管制的国家，敢于直言不讳的持异议者面临着风险，反对政权的人可能会被任意逮捕，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关入集中营。

即便没有纳粹分子的恐吓，也存在服从权威、遵守法律和法令的压力。许多人希望能保住自己的工作或提升职业生涯，其他人则不想“逆流而行”，违背纳粹种族主义规范。大多数人公开或私下断绝了与犹太朋友和邻居的来往。

然而，不应夸大恐惧和恐吓的因素，因为这意味着人们想要帮助受迫害者。对于许多德国人而言，相比仅占人口极小部分且不断被妖魔化为“严重威胁”的群体，他们自己的生计和家庭幸福更为重要。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国经济和全球地位的提高，大多数德国人（包括许多从未投票支持希特勒、不认同纳粹的人）都支持积极变革，从而忽视了犹太人和其他纳粹迫害目标所面临的威胁。  

纳粹直接统治下东欧地区的参与

战争开始后，更多人受到纳粹的直接统治。这些地区的普通民众对犹太人遭受迫害作出的反应因各种因素而异，如国家、地区、纳粹控制程度、对犹太人的固有敌意，以及对德国是否会赢得战争并维持欧洲霸主地位的看法等。  

在1939年入侵波兰、1940年入侵西欧和南欧以及1941年入侵苏联后，德军在广阔德占区的兵力变得捉襟见肘。他们需要数以万计的非德国人，包含当地官员、警察和普通公民，来帮助其实施占领政策，包括针对犹太人和其他纳粹主义受害者的措施。

在纳粹直接统治下的东欧地区，非德国人协助实施了纳粹政策，包括设立犹太人聚集区和强制劳动、剥夺或转移犹太人的财产，围捕犹太人并运送到屠杀地点。纳粹组织了对苏联领土上的犹太人、共产党人、罗姆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大规模枪杀，数以万计非德国“辅警”在此期间充当警卫和凶手。地方政府官员还招募其他人担任办事员、掘墓人、货车司机和厨师，部分当地人有时会主动暴力袭击、抢劫和杀害犹太人。  

东欧非德国人反应的动机

在纳粹统治下的东欧，参与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非德国人的动机各不相同。纳粹宣传加剧了长期存在的地方反犹主义偏见。在针对犹太人施以暴行的特许风气下，受意识形态驱使的个人可以自由行动。在1939年至1941年间苏联占领的地区，当地居民往往将苏联的压迫政策归咎于犹太人群体。德国宣传工作者也不断将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与虚构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威胁联系起来，旨在加深这种敌意。

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辅助警察部队或民兵。他们加入的动机有对就业、收入、食物的需求，或谋求获利机会，包括通过掠夺的财产发家致富。有些人意图证明对德国这一新统治者的忠诚，其他人则寻求机会为在苏联统治遭受苦难的家人复仇，或解决其他恩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与德国合作，因其希望德国人予以回报，允许他们建立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但这些愿望都未能实现。

当地警察受到征召协助看守犹太人聚集区，犹太人被迫生活在这些环境恶劣的城镇封锁区。在清剿犹太人聚集区的过程中，这些部队协助党卫军和其他德国警察围捕和集结犹太人，以便将他们驱逐到纳粹屠杀中心处死。并非所有常规警察都热衷于和纳粹合作，但他们也害怕违抗德国命令的后果。在农村，部分当地警察和志愿消防员一起参与了“猎杀犹太人”的行动。

其他当地人则向德国人举报躲藏起来的犹太人。在农村和城市，“犹太猎人”有机会收取德国人给的酬劳或抢走犹太人的财物而获利。敲诈者威胁要告发藏匿的犹太人，以此勒索他们的钱财。部分当地人起初将犹太人藏起来，但后来担心若被发现会危及自己和家人被枪杀，从而告发犹太人。 

欧洲其他地区的参与、动机和反应

在与纳粹德国结盟或被其占领的欧洲其他地区，一些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或多或少都积极帮助实施了反犹政策。这些措施包括颁布有关公民身份、就业和企业所有权的歧视性法律和法令，以及没收犹太人的财产。某些情况下，例如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和法国，其非德国领导人在本国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驱使下主动采取行动。在德国统治范围内的所有国家，他们都帮助辨识、登记并标记犹太人。正规警察和受过军事训练的宪兵部队成员参与围捕和集结犹太人，将他们运往“东方”。纳粹将这些驱逐行动伪装成“劳工安置”。非德国的铁路工人则将被驱逐者运送到边境。

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与纳粹保持一致的“犹太猎人”的存在，加上许多人受到赏金的诱惑，这些因素降低了犹太人躲藏幸存的可能性。即使在荷兰这样一个战前本土的反犹敌意并不普遍的国家，情况也同样如此。

战争即动机

总体而言，在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至1943年冬季）德军败退之前，德国人更有可能利用武力让非德国人进行合作。许多认为德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欧洲主宰的欧洲人开始设想德国战败的可能性。他们不再急于参与战后可能被追究责任的行动。对战争结果看法的改变也激励了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到1943年秋季，德国战败的可能性很大，但此时对大多数欧洲犹太人而言为时已晚，死亡人数已高达五百万。  

帮助犹太人的个体

少数人单独行动或通过有组织的网络冒险帮助犹太人。援助有多种形式，一些人表达团结的姿态。例如，在巴黎，一些非犹太人佩戴“大卫之星”徽章以示抗议。在德国部分城市，非犹太人有时会问候佩戴“大卫之星”的犹太人。其他人则冒着受惩和死亡的危险，努力解救犹太人。他们在围捕期间藏匿犹太人，为他们提供食物，提醒他们注意危险，并保护他们的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