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cene staged by the Nazis for an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inspection of the Theresienstadt ghetto. [LCID: 73359a]

欺骗大众

华沙犹太人反抗组织领导人伊扎克•祖克曼 (Yitzhak Zuckerman) 写道:“常识无法理解数万乃至数十万的犹太人被杀的这种可能性。”

政治宣传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工具,让大部分不曾支持过希特勒的德国公众倒向他,其鼓吹的纳粹党激进政策赢得大批民众的默许、支持和参与。结合运用恐怖手段来威胁那些不服从者,由约瑟夫•戈培尔领导的新型国家宣传机构寻求控制并欺骗德国公众乃至整个世界。宣传工作者每走一步,都要散布关于民族统一和未来乌托邦的诱人信息,从而引起千百万德国人的共鸣。与此同时,他们也发起运动,促成对犹太人和被纳粹“民族共同体”愿景排除在外的其他种族的迫害。

宣传、外交政策及阴谋发动战争如同在魏玛时期的政府的领导下一样,纳粹党于 1933 年初执政之后的德国国家政策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重整军备。德国领导人希望在没有受到来自法国、英国或者徳国东部边界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军事防御的干扰下达到这一目的。纳粹政权也不愿使对另一场欧洲战争感到焦虑的德国人民再次恐慌。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惧感以及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 2 百万德国士兵的幽灵仍然普遍萦绕在大众的记忆中。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希特勒把德国描绘成一个受害国,受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也没有民族自决权。

战时宣传工作者往往试图将动用军事暴力描绘成道义上的防御性和必要性,并为之寻求辩解。不这样做会有损对政府及军事武装组织的公信力和信念。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宣传工作者把为领土扩张而发动的军事侵略粉饰成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自我防御行为。他们把德国描绘成外国侵略的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被迫拿起武器保护其民众或保卫欧洲文明抵御共产主义的影响。在军事对抗的每个阶段所宣称的战争目的几乎总是掩盖着纳粹德国领土扩张和种族战争的真实意图。这就是纳粹宣传设下的骗局,其意图在于愚弄或者误导德国、德国占领区及中立国的民众。

全国战争总动员

1939 年夏天,当希特勒和他的助手最后敲定侵略波兰的计划后,德国民众的情绪十分紧张和恐惧。虽然看到不久之前德国未开一枪就把领土扩张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邻国使得德国人受到极大鼓舞;但是,他们并没有仿效 1914 年那代人的做法,到街上游行,为战争请愿。

在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进攻波兰之前,纳粹政权发动了一次具有攻击性的媒体运动来赢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而之前多数德国人并不希望发生这场战争。为了使这次侵略行动表现出道义上的合理性和防御性,德国新闻媒体渲染了一个“波兰暴行”的故事,指责波兰人实际或据称对旅居波兰的德国人士歧视并进行人身攻击。德国媒体在谴责波兰“好战”和“盲目爱国”的同时,还抨击英国承诺一旦在德国侵略波兰时保护波兰的举动加速了战争的发生。

纳粹政权甚至策划并上演了一起边境事件,使它看上去是波兰首先对德国怀有敌意。1939 年 8 月 31 日,身穿波兰军队制服的党卫军军人“袭击”了德国设在格莱维茨 (Gleiwitz) 的广播站。第二天,希特勒向德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布他决定派遣军队进入波兰以回应波兰对第三帝国的“侵犯”。纳粹党帝国新闻办公室命令媒体避免使用战争这一字眼。他们必须报道德国军队仅仅击退了波兰的进攻,从战略谋划上把德国定义为侵略的受害者。并将宣战所带来的责任丢给英国和法国。

为了努力形成国内外舆论,纳粹宣传机构在战争开始后立即渲染新的“波兰暴行”这类故事。他们宣传德国人在如布隆伯格 (Bromberg) 等城镇受到攻击,那里的波兰平民和军事人员杀死了 5000 到 6000 左右的德国人,并称在侵略战争的高潮中这些德国人在波兰人看来是第五纵队叛徒、间谍、纳粹或者狙击手。通过夸大在布隆伯格和其他城镇被杀害的 58,000 名德国民族人士的真实数字,纳粹的宣传煽动了情绪,为德军蓄意杀死平民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纳粹宣传工作者使一些德国人相信波兰的入侵和随后而来的占领政策的合理性。对其他许多人,宣传强化了根深蒂固的反波兰民族情绪。这次侵略后,在波兰服役的德国士兵给家里写信,纷纷表示支持德国军队介入保护当地德国人。一些士兵表达了他们对于波兰人犯罪和无人性的蔑视和轻视,而其他士兵则厌恶犹太居民,把波兰犹太人与他们从《先锋报》(Der Stürmer) 或名为《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展览以及尔后同名的电影中回想起的反犹形象进行对比。

新闻片也成为了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努力形成与操控战时公众舆论的核心。在战争开始后,为了加大对新闻影片内容的控制力度,纳粹政权把国内各家互相竞争的新闻制片公司全部合并为一家公司,称之为“德国每周新闻”(Deutsche Wochenschau)。戈培尔积极帮助制作每一集新闻影片,甚至帮助编辑或者修订影片手稿。由职业摄影师拍摄并且每周由信使送往柏林的长达 12 至 18 小时的影片镜头,被编辑缩短为 20 至 40 分钟的影片。由于每一集影片的副本数量从 400 件增加到 2000 件,且每集影片都有几十种外语版本(包括瑞典语和匈牙利语),极大地增加了新闻影片的发行数量。移动式影片播放卡车将这些新闻影片带到德国的乡村或边远地区。

欺骗式的宣传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军队入侵了波兰。纳粹政府发动的这场战争带给人类无以言表的灾难和损失。随着德国于 1941 年的夏季入侵苏联,纳粹反犹政策转而采取了激进的种族灭绝手段。在 1942 年 1 月 20 日举行的万湖会议 (Wannsee Conference) 上,向纳粹党、党卫军和德国国家主要高级官员发布了彻底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决定,其所负责的机构将致力于在欧洲范围内贯彻“针对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这次会议后,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范围内执行种族灭绝,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驱逐到奥斯威辛-比克瑙、特雷布林卡和其他波兰德国占领地的屠杀中心。

纳粹领导层在有关他们对于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政策方面,意图欺骗德国民众、受害者和整个世界。德国一般大众对于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到底了解有多少?尽管德国政府向公众广播并出版关于以消灭“犹太人”为目的的一般论述,但是却隐瞒了关于“最后解决方案”的具体细节,大肆虚假宣传。对新闻媒体的管控使德国人无法阅读到盟军及苏联领导人谴责德国罪行的声明。

与此同时,德方为蓄意欺骗而编造部分正面故事。1941 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畅谈德国当局在波兰占领区安排犹太人就业、建立清洁的医院、为犹太人建立汤食厨房并为他们提供报纸和职业训练。海报和文章继续提醒德国民众不要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散播的有关德国暴行故事的宣传,例如有关德国人砍掉比利时儿童双手的虚假指控。

犯下这些罪行的人还对许多受害者隐藏了他们蓄意谋杀的意图。在这个事实的前后,德国人用欺骗性的委婉语来解释与辩护为何把犹太人从家乡驱赶到隔都或中转营,以及从隔都和集中营送进奥斯威辛和其他屠杀中心的毒气室。针对那些被从德国和奥地利驱逐到布拉格附近的特莱西恩施塔特 (Theresienstadt) 的“模范”隔都或者位于东欧隔都的犹太人,德国官方只给他们的护照盖上“撤离”,一个带有中立含义的词语。德国官僚把从隔都驱逐犹太人的举措描绘为“重新安置”,虽然这种“重新安置”通常是以死亡结束。

纳粹关于隔都的宣传

在纳粹反犹宣传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犹太人传播疾病。

为了阻止非犹太人试图进入隔都并亲眼看到那里的日常生活条件,德国官方在隔都入口处张贴隔离指示牌,警告说那里有传染性疾病蔓延的危险。由于卫生条件不健全和水源供应不足,加之口粮配给造成饥饿,迅速地损害了隔都内犹太人的健康,此外在隔都还有斑疹和其他传染疾病肆虐,因此这些预言式的警告自然而然地实现了。随后而来的纳粹宣传利用这些人为的传染病,对把“污秽”的犹太人与大部分德国人民隔离开来批上了合理的外衣。

特莱西恩施塔特:宣传骗局

纳粹的欺骗手段最丑陋的一面是于 1941 年 11 月在捷克波希米亚省的特雷津 (Terezín) 建立一座犹太人集中营。通常用德语名特莱西恩施塔特称呼,该设施是为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年老犹太人和犹太精英设立的隔都,以及为居住在受保护国(德国控制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犹太人设立的中转营。预期到一些德国人可能会发现官方所谓犹太人被送往东欧从事劳役的故事,在谈到其中涉及年老的犹太人、残疾的战争退役军人和知名的音乐家或艺术家时可能难以置信,因此纳粹政权很讽刺地把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存在说成是居民社区,在那里年长或是残疾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可以“退休”,从此过着和平而又安全的生活。这种虚构的说法是为迎合伟大的德国第三帝国的口味而杜撰的。而实际上,隔都是作为中转营,将犹太人驱赶到位于德国占领的波兰隔都和屠杀中心以及位于德国占领的波罗的海和白俄罗斯的屠杀区。

在 1943 年夏天,将近 400 名丹麦犹太人被驱逐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引起了普遍关注。1944 年,迫于国际红十字会和丹麦红十字会的压力,党卫军官方允许红十字会派代表参观特莱西恩施塔特。那时,有关大批犹太人被屠杀的消息被世界新闻媒体传播开来,而德国就要输掉这场战争了。党卫军当局一边编造愚弄人的谣言,一边赶在红十字会参观前,加速将犹太人从隔都驱离,并且命令留下的囚犯“美化”隔都。被监禁的囚犯必须种植果园、粉刷房屋、修建房舍。党卫军当局为了高官的来访开展社会和文化活动。在红十字会官员离开后,党卫军又继续开始从特莱西恩施塔特驱离犹太人,直到 1944 年 10 月才结束。德国将总共近 9 万名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以及匈牙利籍犹太人从犹太人集中营驱逐到屠杀区和东欧的屠杀中心,其中仅有几千人存活。3 万多名囚犯死在了特莱西恩施塔特当地,大多数是因为疾病或者饥饿。

红十字会参观特莱西恩施塔特

直到 1944 年,大多数国际社会才知晓集中营,并意识到德国人和他们的轴心伙伴国残暴地虐待集中营中的囚犯,但还不十分了解集中营中生活条件的具体细节。

1944 年,由于流传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悲惨命运的惊人报道被提交到丹麦红十字会官员手上,让该组织开始关注 1943 年秋天被德国驱离到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将近 400 名丹麦犹太人的近况,故而要求总部设立在瑞士的国际红十字会调查犹太人集中营的生活状况。德国政府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推托之后,终于在 1944 年 6 月同意让红十字会视察集中营-隔都。

在这次调查中,收集到的信息将会向全世界报道。美国和全球各地的报刊都报道了红十字会这次调查的方方面面。

宣传影片:镜头聚焦特莱西恩施塔特

早在 1943 年 12 月,第三帝国保安总局属下的布拉格犹太人移民局党卫军官员就决定制作一部关于集中营的影片。影片的大多数内容是在红十字会参观后的那个夏季拍摄的,这些镜头描写隔都的囚犯去听音乐会、踢足球、照料家庭果园,在住处和阳光下消遣。党卫军强迫这些囚犯担任作家、演员、布景设计者、编辑和作曲者。许多参与到电影拍摄中的儿童得到了包括牛奶和糖果等食物,这些食物在通常情况下是得不到的。这些帝国保安总局中层官员制作这部影片的目的并不完全清楚。也许是为了迎合国际社会的味口,因为在 1944 年,德国公众对于为什么隔都居民过着比战时许多德国人更好、更奢侈的生活可能会感到奇怪。最后,党卫军机构直到 1945 年 3 月才完成这部影片的拍摄,但却没能上映。毫无疑问,这部完成的电影随着战争的结束也结束了。

如同运用其他手段欺骗德国民众和整个世界,纳粹政权充分利用了普通人不愿意知晓这些罪行确切程度的心态。例如,犹太人反抗组织领袖竭力向隔都居民警告纳粹德国的意图,但即使是曾经听说过有关屠杀中心事情的人也未必把它当真。华沙犹太人反抗组织领导人伊扎克•祖克曼 (Yitzhak Zuckerman) 写道:“常识无法理解数万乃至数十万的犹太人被杀的这种可能性。”

宣传最后的痛苦结局

1941 年 12 月 6 日,苏联成功地进行了莫斯科保卫战。五天后,也就是 12 月 11 日,德国向美国宣战,使得军事冲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1943 年 2 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经历了毁灭性的战败,这对纳粹宣传人员而言,维持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更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德国人发现越来越难以把官方的新闻故事和现实联系起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转向收听国外广播来获得真实信息。看电影的人开始拒绝看那些明显不实的宣传新闻影片,因此戈培尔甚至下令电影院在放映每周新闻影片之前,先将戏院的出口锁住,强制观众如果他们想看正片的话,就必须观看这些新闻影片。

直到战争最后,纳粹宣传人员都在尽全力将民众的焦点聚集在德国战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德国宣传部特别注意挖掘 1944 年在时任罗斯福政府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Jr.) 指导下拟定的战后德国经济计划的一些漏洞。摩根索设想剥离德国的重工业,让德国恢复到农业经济。这种故事目的在于加大对德国投降后果的恐惧、鼓励狂热主义,继续瓦解敌军,这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德国民众在盟军进入德国时的抵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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