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公开侮辱:“我是种族毒蝎。” 在这张照片中,据称与一名犹太女子有非法关系的一名年轻男子经过街头受到公开的羞辱。在德国警察的包围下,他挂着一个标语,上面写道:“我是种族毒蝎。” 这些事件经策划打算惩罚所谓的罪犯分子,并以其作为典范来威慑那些可能不完全同意纳粹种族理论的其他人。德国诺顿,1935 年 7 月。</p>

定义敌人

“在‘民族共同体’想法的启发之下,我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是,被认为不值得属于这个社会的德国人有多少。”
– 一名积极参与纳粹青年计划的德国妇女的战后回忆录

要建立具有凝聚力的团体,一个关键因素是确定要将谁排除在外。纳粹宣传人员对政权的政策作出了贡献,他们不但公开确定要排除的群体,煽动仇恨或培养冷漠的情绪,还向民众宣称之所以指称这些人属于贱民阶层是有充分理由的。纳粹的宣传在向德国人推销“民族共同体”的神话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后者一直在渴望民族的统一、荣誉和伟大,以及打破过去僵化的社会分层。但纳粹神话的第二个更为险恶的方面是,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受到新社会的欢迎。宣传有助于确定谁将会被排除在新社会之外,并将对付“外来者”的手法合理化,这些“外来者”包括:犹太人、辛提人和罗姆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持不同政见者,以及被认为在基因上低劣且对“国民健康”有害的德国人(精神病患者和智力或身体残疾者、癫痫病人、先天性聋哑人和盲人、长期酗酒者、吸毒者等等)。

反犹宣传

利用原先已有的形象和成见,纳粹宣传者将犹太人描绘成一个“外来种族”,从地主国取食,毒化其文化,侵占其经济并且奴役其工人和农民。这种仇恨的描述,虽然对纳粹党来说既不新鲜也不独特,但现在成了国家支持的形象。随着纳粹政权在 1933 年后加强了对新闻和出版的管控,宣传人员针对不同的观众口味打造不同的讯息,其中包括许多既非纳粹份子也不阅读党报的德国人。在纳粹德国,反犹主义的公开展示采取了各种形式,包括宣传海报和报纸、影片和广播演说等。对于那些对粗鄙的漫画并不感冒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德国人,宣传人员则提供了更为巧妙的反犹语言和观点。大学教授和宗教领袖各自将反犹主义主题纳入他们自己的演讲和教堂布道。

其他外来者

犹太人并不是唯一被从“民族共同体”的愿景排除在外的团体。宣传有助于确定谁将会被排除在新社会之外,并将对付“外来者”的手法合理化,这些“外来者”包括犹太人、罗姆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耶和华见证人以及被认为在基因上低劣且对“国民健康”有害的德国人(精神病患者和智力或身体残疾者、癫痫病人、先天性聋哑人和盲人、长期酗酒者、吸毒者等等)。

识别、隔离和排除

宣传也有助于为 1935 年 9 月 15 日在纽伦堡宣布的主要反犹法规奠定基础。随着这些法令的颁布,不耐烦的纳粹党激进分子开始掀起一波波的反犹暴力浪潮。《保护德国血统与荣耀法》 禁止犹太人和“德意志”或“相关血统”人士结婚和发生婚外性关系,《帝国公民法》将犹太人定义为国家的“问题人群”,是劣等人的身份。

这些法律对大约 45 万“完全犹太人”(其定义是有 4 个犹太裔祖父母并且信仰犹太宗教的人士),和另外 25 万人(包括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混有犹太血统的“混血犹太人” - 那些具有部分犹太家庭出身的人)造成影响,总共达到德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强。《纽伦堡法案》公布前几个月,纳粹党的新闻媒体积极煽动德国人反对种族污染,将犹太人出现在公众泳池作为一大话题。

文化机构的控制

通过在“德国文化协会”(Reich Chamber of Culture) 下对诸如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控制,纳粹创造了传播反犹太人宣传的新机会。最值得注意的是,一项题为“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展览,在它从 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 1 月于“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举办期间,吸引了 412300 名游客,每天有超过 5,000 参观人次。展览同时还有巴伐利亚国家剧院的特别表演,重申展览的反犹主义主题。纳粹还影射犹太人与“堕落的艺术”有所关联,在慕尼黑一项姊妹展即以它作为主题,共有 2 百万人参观。

反犹太主义电影《永世流浪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 中有一个最恶名昭彰的场面,是将犹太人比作携带传染病、淹没大陆以及吞噬宝贵资源的老鼠。《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不仅因为其对犹太屠夫在屠宰牛只时可怕画面的粗鄙、恶毒刻画,还因为其特别强调了东欧犹太人的外来性质。在影片的其中一个场面,“刻板印象中”留着胡须的波兰犹太人,被描绘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变为“西方外观”的犹太人。这种“揭露”性的景象旨在向德国观众表明,生活在东欧隔都的犹太人和那些居住在德国邻里中的犹太人本质上并无差别。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以希特勒于 1939 年 1 月 30 日对德国国会那一场臭名昭著的讲话作为结尾:“如果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势力,能够成功做到使各国再陷入一次世界大战的话,那么结果将不会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绝。……”这段讲话似乎预示着一项在未来的“最终解决”时针对“犹太人问题”激进的解决方案,并且为大规模的屠杀提供了铺垫。

推销种族灭绝政策

尽管大多数德国人不赞成反犹暴力行为,但在艰难的时候,厌恶犹太人的情绪还是很容易被挑起,远远超出了对纳粹党的忠诚。多数德国人至少被动地接受了对犹太人的歧视。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领导人的观察员在 1936 年 1 月撰写的一篇地下报告中写道:“犹太人是不同种族的感觉在今天十分普遍。”

在实行反犹新措施前的时期,宣传运动为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营造出纵容的氛围,或者激起人们有意和自发性的暴力行为,鼓励消极接受反犹法律和法规作为恢复公共秩序的工具。妖魔化犹太人的宣传还促使德国人为国家紧急情况下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做好准备,如大规模驱逐,以及最终的种族灭绝。

纳粹在德占波兰地区的宣传工作

纳粹政权并没有限制把犹太人和害虫或疾病与德国连结在一起的宣传。在被占领的波兰,纳粹宣传加强了将犹太人局限定在隔都的政策,将他们描绘为对健康的威胁并且需要进行隔离,同时德国决策者还严厉限制聚居区居民获得食物、水和药品,实现了自编自导的“预言”。播放给波兰学童的德国教育影片将“犹太人”形容为虱子和斑疹伤寒的带原者。华沙地区总督路德维希•费舍尔 (Ludwig Fischer) 表示已分发了“3000 幅大型海报,7000 幅小海报以及 50 万份小册子”,告诉波兰人民隔都里的犹太人会带来健康威胁。这种恐惧散播无疑阻碍了公众对德占波兰地区的隔都中犹太人施予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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