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种族灭绝的风险因素和预警信号，我们学到了什么？

风险因素和预警信号

自大屠杀之后，种族灭绝事件不断发生。例如，1994年和1995年，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相继发生种族灭绝事件。

尽管每一次种族灭绝都独一无二，但大部分种族灭绝也存在一些共同之处。正如大屠杀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条件，当今的种族灭绝也存在可识别的风险因素。其中最常见的有：

• 不稳定性：大规模动荡是可能发生种族灭绝的最明显迹象之一。武装冲突或威胁政权权力的事态发展（例如政变、革命或暴动）都可能导致局势动荡。不稳定性会从多个方面增加种族灭绝的风险。领导人可能感到受到威胁，公民可能感到不安全，法律可能被中止或被忽视。在这样的环境下，领导人和公民可能更倾向于诉诸暴力来保护自身及其所重视的东西。
• 意识形态：当一国领导人认为国内某些人因其种族、宗教、民族或种族出身低人一等或具有危险性，种族灭绝往往可能发生。在卢旺达，主体民族胡图族的领导人认为，少数民族图西族想要统治胡图族。在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认为穆斯林波斯尼亚克人对东正教塞族人的自由和文化构成威胁。
• 针对群体的歧视和暴力：在发生种族灭绝的地方，通常早有针对特定群体的歧视、迫害和暴力行为。在卢旺达，图西族遭受了各种形式的歧视。在过去几十年里，曾发生多起针对图西族的大规模暴力事件。此外，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在斯雷布雷尼察实施种族灭绝之前，对波斯尼亚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犯下大量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使一个国家面临种族灭绝风险的因素可能长期存在，但不会导致种族灭绝。种族灭绝风险可能正在增加的预警信号包括：

• 危险言论：在种族灭绝发生前和实施期间，通常会出现广泛传播的仇恨言论。这类仇恨言论会宣扬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是邪恶且危险的。如果这种言论来自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并且通过政府宣传或大众媒体传播时，就会使听众认为对该群体施以暴力是正当行为。它还可能煽动一些人对该群体成员实施暴力。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种族灭绝的领导人都宣扬过针对受害者的仇恨言论。
• 武装集团：在实施种族灭绝之前，领导人通常会培养具有相同意识形态和目标的特殊团体。例如，希特勒于1925年组建了纳粹党卫军（Schutzstaffel）。领导人为这些组织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利用这些组织对特定群体实施暴力。在卢旺达种族灭绝期间，胡图族联攻派民兵领导了部分地区的杀戮行动。
• 武装冲突：种族灭绝最常发生于武装冲突期间。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的种族灭绝发生在内战期间，大屠杀和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发生在国际战争期间。如果武装冲突的一方或双方将目标从敌方士兵扩大到被视为支持敌人的平民群体，就可能导致种族灭绝。对属于某一特定群体的平民实施大规模暴行会加深各群体之间的敌意，从而使暴力升级，增加种族灭绝的风险。这可能会激起报复行为，吸引新成员加入交战双方，并为领导人提供对某一群体成员发动全面攻击的接口。

导致欧洲、卢旺达和波斯尼亚发生种族灭绝的特定因素截然不同。然而，在每个种族灭绝的案例中，都存在可辨识的风险因素和预警信号。所有组织和实施种族灭绝的人都依赖于无数官员和普通民众的主动帮助，以及那些袖手旁观、目睹、并有时从迫害和杀害邻居中获益的人。

早期预警

今天，国际社会正在密切注意种族灭绝的风险因素和预警信号。认识这些迹象有助于世界采取行动，在杀戮发生之前加以防范。由于种族灭绝通常在其他大规模暴行的背景下发生，因此预防工作不仅要关注种族灭绝，还要关注被定义为“暴行罪”的其他行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在今天统称为“暴行罪”或“大规模暴行”。

随着我们对过去导致种族灭绝的风险因素、预警信号和触发事件了解得越来越多，我们也在学习如何在未来预防这类事件。由本博物馆和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设计的预警项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首创的工具，提醒决策者和公众关注最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暴行的地区。全世界人们可以一起呼吁采取行动，以免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