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民族

德国政府面临危机
从 1919 年至 1932 年,一个接着一个的联合政府统治着德国,这段时期在德国历史上称为魏玛共和国。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对经济政策的分歧,以及左派和右派政党间日益扩大的政治两极化,使得无法形成一个可以有效运作的联盟。相反,在 1930 年 6 月以后,总理们接二连三地放弃了去在议会中寻求有效多数的努力。通过运用德国宪法(第 48 条)中的紧急立法权(该机制是由德国政治家为了在动荡时代保护民主而建立的),他们通过总统令统治而无须经由议会同意。这种治理结构稳定了经济和议会制度,也暂时平息了街头暴力。

纳粹神话

在这个不稳定的时候,纳粹党摆脱了相对模糊的形象,展现出举国皆知的气势。纳粹党通过将自身宣传为与魏玛“制度”的腐败和低效进行斗争的力量而显著地提高了公众支持率。它谴责魏玛共和国是动荡和无所作为的泥沼,象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及战后凡尔赛条约的惩罚性条款所造成的羞辱和低迷。纳粹宣传工作者将该党鼓吹为唯一可以涵盖全德国的政治力量,为不分阶级、宗教或地区的所有非犹太裔德国人代言。在纳粹眼中,所有其他政党,都是专营于狭隘的自我利益的特殊利益团体。纳粹宣传人员还为人民在暴力内乱时期之后对秩序的渴望摇旗呐喊。由于誓言团结德国,把全国 6 百万失业者重新投入工作,并恢复“传统德国价值观”,希特勒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加入群众运动的诱惑

纳粹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一个基石,是创建“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即超越阶级、宗教和区域差异的所有“雅利安”德国人的种族联盟。先前魏玛时期议会民主特有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动乱在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的地位。与前些年的魏玛宪法规定的保护个人权利相反,纳粹宣传工作者将民族共同体的总体福利摆在对个人利益的关注之前。被称为“民族同志”(Volksgenossen) 的所有“纯种”德国人,不得不帮助那些较不富裕者,并且为公益牺牲时间、工资甚至生命。从理论上讲,出身卑微或者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都不至于构成社会、军事或政治进步的障碍。纳粹的宣传在对渴望统一、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光荣的德国人推销“民族共同体”的神话以及突破过去僵化的社会分层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宣传有助于让德国民众为以来由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定义的未来做好准备。

准备全民应战

战时宣传人员往往试图将动用武力描绘成具有道义上的防御性和必要性,并为之寻求辩解。1939 年夏天,当希特勒最终确定他侵略波兰的计划后,德国民众的情绪十分紧张和恐惧。再没有人群如同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样地挤在街道的两旁要求战争的场面。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 2 百万德国士兵的幽灵一直萦绕在大众的记忆中。纳粹宣传机器的任务是建立起社会大众对一场新战争的支持。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纳粹宣传人员将目的在于征服领土的军事侵略伪装成为求“雅利安文明”生存所必要的民族自卫行为。他们把德国描绘成外国侵略者的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被迫拿起武器保护德国人民的安全,或保卫欧洲抵御共产主义的侵略。

尽管 1944 年夏末,德国已陷入西部英国和美国军队、东部有苏联进军双重合围,纳粹领导人仍拒绝投降,并敦促人民以自杀式的战斗方式继续奋战,以挽回大势已去的结局。纳粹宣传人员甚至散步威胁言论,如果盟军赢得了战争,德国生活和文化将在“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手中被消灭。他们不切实际而信誓旦旦地保证,这场战争将会由于奇迹武器或元首和德国人民的纯粹意志力而取得胜利。面对失败,希特勒政权通过增加恐怖情绪以及旨在鼓动狂热的宣传活动来加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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