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部分欧洲人对纳粹暴行都心怀恐惧或漠不关心,但是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却有一小部分人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犹太人。救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1943 年秋,丹麦抵抗运动将丹麦境内几乎所有犹太人转移到中立国瑞士。在其他国家,教堂、孤儿院和家庭也帮助犹太人寻找避难所,或为已经找到避难所的犹太人提供帮助。瑞士外交官拉乌尔·瓦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及其他领导人也勇敢地投入营救犹太人的队伍中。但是,这些人道主义措施只救助了一小部分面临灾难的人。
大屠杀期间,成千上万的普通大众在德国占领区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1943 年 8 月,丹麦政府辞职,拒绝继续让步德国。1943 年 10 月 1 日夜间,德国警察开始逮捕犹太人。教堂、丹麦贵族以及社会和经济组织开始积极保护犹太人。整个十月,很多市民都参与了丹麦抵抗运动,帮助犹太人藏身并将其转移到海滨城市。丹麦渔民使用小船将 7,200 名犹太人(丹麦境内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引渡到安全的中立国瑞士。法国南部小镇 Le Chambon-sur-Lignon 及其附近城镇为几千名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其中包括很多儿童。当地居民让犹太人到其家中避难,并将很多人送到安全的中立国。出于宗教信念及对被迫害人的同情,新教雨格诺教徒也积极开展了营救活动。这一系列特别的营救计划反映了邻国之间的团结,尽管其中不乏告密者。其他营救者还疏通了逃亡路线,帮助难民逃出欧洲占领区。美国记者 瓦利安·弗莱(Varian Fry)在其基地马赛营救了德国入侵期间被围困在法国的犹太难民。弗莱及其协同者伪造了证件,并秘密策划逃生路线。他帮助了大量反法西斯难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包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如画家马克·夏卡尔、天主教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曼迪扎贝尔(Alfredo Mendizabel)以及作家汉娜·阿伦特。在持续的监视之下,弗莱被反复审讯和拘留。他的秘密活动激怒了美国国务院和维希法国的官员,1941 年 9 月,弗莱被逐出法国。在法国的短短 13 个月,Fry 帮助了近 2,000 人逃出法国。其他非犹太人也想方设法引起人们对大屠杀的注意,以便激发盟军采取行动。罗马天主教会的 杨·卡尔斯基(Jan Karski)是波兰的地下党成员。他是记忆力超强的快递员,在地下运动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传递秘密信息。杨·卡尔斯基经常潜入潜出华沙隔都以及 Izbica 的转移营,亲眼目睹了犹太人的悲惨遭遇。1942 年,他将纳粹德国屠杀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报告给波兰流亡政府和英国高级领导。1943 年,他又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供了相同的信息。但他的警告同样地受到怀疑、漠视和冷落。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瑞典外交官拉乌尔·瓦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也采取了详尽的营救措施。瓦伦贝格于 1944 年 7 月开始颁发瑞典保护护照,并建立了 30 多座庇护所。1944 年 11 月,在犹太人从布达佩斯到奥地利劳动营的死亡迁移过程中,瓦伦贝格营救了那些持有保护护照和伪造护照的难民。他和他的同伴营救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1945 年 1 月,瓦伦贝格在会见苏联领导的路上失踪。人们都认为他已经牺牲了,或者在苏联监狱被杀害了。除了表现出了鼓励、肯定和同情,这些举动以及其他营救措施对阻止大屠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得到营救。大部分欧洲人既没有支持也没有阻止“最终解决”。他们对上百万人的屠杀熟视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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