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t and Anne Bochove, who hid 37 Jews in their pharmacy in Huizen, an Amsterdam suburb, pose here with their children.

营救活动

尽管大部分欧洲人和其他人对大屠杀中的犹太人被害持有冷漠的态度,还是有很多欧洲国家的人和各种宗教背景的人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犹太人。营救活动包括从单独的个人行动到大小不等的有组织的网络。

其中最著名的是发生在纳粹占领区丹麦的大规模营救活动。1943 年 10 月,丹麦政府接到通知,德国党卫军将对丹麦的犹太人进行围捕。丹麦抵抗组织随后进行了营救活动。其中,丹麦渔民将大约 7,200 名犹太人(丹麦全国犹太人总数为 7,800 人)偷偷运送到中立国瑞典。

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些波兰的基督教徒不顾自身安全,冒险营救犹太人。这些人为犹太人提供藏身地点,或提供救命的伪造证件。扎高塔(Zegota)是一个波兰地下组织,遣送了数千名犹太儿童到华沙隔都之外的安全区域。其他非犹太人也想方设法引起人们对大屠杀的注意,以便激发盟军采取行动。杨·卡拉斯基基是波兰流亡政府的情报员,他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计划报告给英国和美国政府官员。

营救人员来自各个宗教背景: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和穆斯林教。在法国,利尼翁河畔勒尚邦 小镇的新教胡格诺教徒为数千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在比利时,本笃会的神父布鲁诺营救了 300 多名犹太人。欧洲以外的犹太人也积极营救同胞,他们常常帮助疏通逃生线路,包括帮助那些与父母走散的无家可归的犹太儿童。

大屠杀期间,数千普通人也在德国占领区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在波罗的海国家、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斯堪的纳维亚、苏联以及南斯拉夫(实际上遍布整个欧洲),一小部分人为犹太人提供避难所,提供物质帮助,或帮助他们取得伪造的身份对其进行保护。

还有一些个人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救助犹太人。在布达佩斯,瑞典外交官拉乌尔·瓦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瑞士外交官卡尔·鲁兹Carl Lutz 以及意大利公民吉奥尔吉奥·佩拉斯卡(Giorgio Perlasca)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提供了伪造的“保护通行证”,帮助他们免遭反犹太措施的迫害或被驱逐出境。苏台德区德国工业家 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在波兰克拉科夫隔都外设立了彩饰加工厂,保护雇用的犹太工人免受驱逐。由于保加利亚主要政治和宗教领袖的有力干涉,保加利亚政府于 1943 年春驱逐保加利亚犹太人的计划迟迟未能落实;这一行动致使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取消了驱逐计划。在立陶宛,日本外交官杉原千亩【Chiune (Sempo) Sugihar】为 2,000 多名急待逃亡的犹太难民发放过境签证。

对于德国制造的一系列大屠杀事件,美国内部始终存在分歧。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小部分个人和美国宗教组织积极地营救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及其他人。贵格会的美国教友会在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为犹太难民协调解救活动。该委员会还帮助法国的犹太儿童获得美国入境签证。美国记者瓦利安·弗莱(Varian Fry)在被占领的法国帮助 2,000 人获得伪造证件,并提供秘密的逃生路线。

无论是营救了一千个人还是仅仅救了一个人,那些在大屠杀中营救犹太人的勇士们在极端的环境中为犹太人提供了一线希望。但是,这些人道主义措施只救助了一小部分面临灾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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