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领导人、外交官和公民对大屠杀作何反应？

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掌权后，美国和其他国家驻德国的媒体和外交官对纳粹德国进行广泛报道，包括有关针对犹太人的零星暴力事件和其他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1933年，新闻文章和官方简报报道了抵制犹太企业、达豪 (Dachau) 集中营开营和焚书等事件，还报道了纳粹于1935年9月颁布的《纽伦堡种族法》(Nuremberg Race Laws)。在美国，普通公民能在当地报纸（包括某些头版新闻）上看到这些事件的相关报道。 

1938年，纳粹德国两起事件的有关消息被国际社会所知悉。纳粹在当年3月吞并奥地利（德奥合并）之后针对犹太人实施恐怖暴行，又在11月9日至10日于全国发动大屠杀（水晶之夜），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召回美国大使，是唯一一位以这种方式表达本国正式抗议的外国领导人。

应对难民危机：1938-1941年

当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拼命向国外寻求避难时，大多数国家却仍不愿打开国门，其国家领导人担心犹太难民的涌入会加重本国经济负担。他们还担心，如果决定予以援助，会因仇外情绪和反犹主义而遭到公众反对。

1938年7月，32个国家的代表在法国埃维昂 (Evian) 举行会晤，探讨犹太难民问题。与会代表谴责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但很少有人采取行动接受更多难民。此次会晤成为国际社会未能应对难民危机的失败象征。纳粹党报纸（Völkischer Beobachter——《人民观察家报》）的标题对此得意洋洋：“没人要他们。”

犹太难民的首选目的地是英国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和美国。1939年5月，英国的一份“白皮书”（政府报告）对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数量进行了严格限制。在美国，1924年出台的限制性配额法和签证要求仍然有效。这些规定共同限制了犹太移民的数量。例如，寻求庇护的难民必须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资源或能找到美国经济担保人。在许多其他国家，大量涌入的外国移民（尤其是犹太人）令当地官员感到震惊。1938年秋，瑞士当局获得德国同意后，在犹太人的护照上盖上字母“J”的印章，这使得犹太人在过境时更容易被识别。   

1939年9月二战爆发后，移民至西方国家变得难上加难。在英国和法国，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一些德国难民被当作敌侨遭到关押。在美国，美国人担心纳粹间谍和破坏者伪装成难民，因此拒绝了所有美国政府认为可疑的申请人。部分难民在中国上海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国家找到了避风港。在1941年10月之后，犹太人被禁止从纳粹控制区移居国外。

少数美国人克服了巨大的挑战，为犹太难民提供援助。多数人在宗教或人道主义组织的网络内工作，他们同时采取合法和非法手段，常常不顾自身安全，冒险进入纳粹德国控制或占领的欧洲地区。他们的努力帮助了成千上万名犹太人幸存下来。

领导人对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反应

战争期间，盟军（苏联、美国和英国）领导人收到了有关大规模枪杀犹太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的报告。1942年，他们得知了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尽管领导人偶尔会公开谴责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但他们仍然将赢得战争作为首要目标，而非营救犹太人。

盟军和中立国政府的一些救援行动是在战争后期进行的，而此时绝大多数犹太人已被杀害。1944年，在中立国外交官、国际红十字会和梵蒂冈的共同努力以及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数万犹太人受到了保护。此时，已有五百万犹太人被杀害。 

欧洲国家的部分公民也主动藏匿犹太人，或与非政府组织协作营救他们。一些美国公民和组织也参与了营救行动。

普通民众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认知

对于纳粹组织的犹太人大屠杀，普通民众的认知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英国广播公司 (BBC) 拥有数百万欧洲听众，却只对犹太人大屠杀进行了零星的报道。1943年，美国公众逐渐了解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消息，但各种新闻来源错误地报道了某些细节。此外，关于这些罪行的视觉证据也鲜少见诸报端。但这段历史的核心内容——即欧洲德占区和轴心国的犹太人被驱逐并在屠杀中心遭到杀害——已然被美国公众所知晓。

战争结束后，记者们在布痕瓦尔德 (Buchenwald) 和贝尔根-贝尔森 (Bergen-Belsen) 等被解放的集中营发回照片、影像和广播报道，将纳粹暴行的恐怖通过图像细节公诸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