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photograph showing World War I destruction in Ypres, Belgium. [LCID: 2514825]

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巨额战争赔款,再加上 20 世纪 20 年代欧洲处于普遍的通胀时期——重大的灾难性战争造成的另一直接恶果——在 1923 年之前引发德国马克呈螺旋式的恶性通货膨胀。 这一恶性通货膨胀时期再加上大萧条(1929 年开始)的影响,严重破坏了德国经济的稳定,掏空了中产阶级私人口袋,导致大规模的失业。

经济如此混乱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动荡,大大动摇了魏玛共和国的统治。 西欧列强全力使德国边缘化的做法消弱和孤立了德国民主政治的领导人,使得通过重新军事化和扩张来恢复德国威望的需要突现了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和经济动荡极大地动摇了德国新兴的民主政府,在魏玛德国内催生了许多激进的右翼政党。 特别是与《凡尔赛条约》苛刻条款相关的不利因素令大多数普通百姓深信不疑地认为:德国被“十一月的罪犯”在“背后捅了一刀”——这些人曾帮助成立了魏玛政府,并出面协商德国人迫切需要的和平,但是《凡尔赛条约》使他们的愿望惨成泡影。

许多德国人忘记了,他们曾经热烈欢呼德国皇帝的倒台,起初欢迎国会民主改革,并为停战而感到欢欣鼓舞。 他们只记得德国的左翼——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在外敌甚至还没有踏上德国土地的时候,把德国的荣誉拱手让给了不光彩的和平。 这一“背后一刀的传说”(Dolchstosslegende)是由退役的战时军事领导人首创和煽动起来的。这些人在 1918 年明明知道德国再也不能发动战争,于是劝说德国皇帝求和。 这一传说有助于进一步败坏德国社会党和自由党圈子里的人的名声,这些人致力于保持德国脆弱的民主实验。

“理性的共和主义者”(Vernunftsrepublikaner),像历史学家弗列德利希•迈涅克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作家托马斯•曼这样的人,他们起初抗拒民主改革。 他们现在认为是迫不得已才支持魏玛共和国,因为这是危害最小的选择。 他们设法让同胞们远离激进的左翼和右翼两极化。 德国民族主义右翼承诺必要时通过武力修改《凡尔赛条约》,在拥趸的圈子中影响越来越大。 同时,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匈牙利(贝拉•库恩)和德国本国(如斯巴达克团起义)的短暂的共产主义革命或政变之后,对迫在眉睫的共产主义威胁所产生的恐慌将德国的政治情绪毫无疑问地转向右翼理念。

政治中的左派煽动者因制造政治动荡而在监狱服重刑。 另一方面,激进的右翼活动家,如阿道夫•希特勒,他所在的纳粹党曾企图废黜巴伐利亚政府,在 1923 年11 月发动了“民族革命”的啤酒馆政变,为此,他因叛国罪(属于死罪)被判入狱五年,却只服刑了九个月。 他在入狱服刑期间写出了自己的政治宣言《我的奋斗》(Mein Kampf)。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经济的动荡带来的困难,一战苛刻的和平条款以及在德国中产阶级中潜在对共产主义接管的原始恐惧,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破坏了魏玛德国的多元民主安排。 这些因素也增加了公众对更加专制主义方向的渴望,这是德国选民最终不幸地在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党身上找到的一种领导方式。 类似的情况也使东欧的右翼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制度获利,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者开始,最终却提高了对各地区的少数民族实施反犹主义暴力和歧视的忍耐和默许。

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破坏和灾难性的人员伤亡导致在许多昔日参战者所在的国家将此战争最真实地描述为文明绝望。 对国际和国内政策的幻想破灭及对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不信任感,已经渗透进曾亲眼目睹毁灭性的四年冲突造成灾难性破坏的公众的觉悟之中。 大多数欧洲国家实际上损失了一代的青年男子。 虽然有些作家,如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在其 1920 年的作品《钢铁风暴》(Stahlgewittern) 中美化战争中的暴力和冲突的民族背景,但是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在其 1929 年的杰作《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 中对堑壕战生动现实的描述刻画了前线部队的感受,表达了“迷失的一代”的异化,他们从战争中归来,发现自己无法适应和平时代的生活,并且可悲的是,他们还受到了没有亲眼见到战争恐怖的大后方民众的误解。

在一些圈子里,对政治和战斗的冷漠和幻灭促使了和平情绪的增长。 在美国,公众舆论赞成回归孤立主义;这样的大众情绪是美国参议院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和拒绝参加威尔逊总统自己提议的国际联盟的根源。 对一代的德国人来说,这种社会异化和政治幻灭在德国作家汉斯•法拉达的作品《小人物,现在怎么办?》(Kleiner Mann, was nun?)中有详尽的刻画。 这是德国“每个人”的故事,陷入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动荡之中德国人,同样易于受到激进的政治左翼和右翼的海妖之歌蛊惑。 法拉达 1932 年的长篇小说准确地描写了他那个时代的德国: 一个国家深陷于经济和社会动荡,偏振于政治“光谱”的另一极端。 这种混乱状况的许多原因根源都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德国未来将会走向通往更具破坏性的战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