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惨败后，战败国被迫与战胜国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在这些条约中，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国对发动战争负责，德国承担了大量物质损失的费用。战败的耻辱和1919年的和平协议对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崛起以及20年后再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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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约要求德国对莱茵兰地区实施非军事化，德国丧失了战前13%的领土，并支付了大笔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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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约包含一项“战争罪责条款”。该条款要求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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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及其造成的分裂性和平在之后的几十年内不断回响，引发了再一次的世界大战和在战争掩盖下实施的种族灭绝罪行。
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之一，战争的敌对双方为协约国和同盟国。
近千万士兵在战争中丧生，新型武器（譬如机关枪和毒气战）的引入使各方蒙受巨大损失。军事领导人未能根据战争日益机械化的特点调整战术。消耗战政策（特别是在西线）导致数十万士兵丧生。
在战争年代，没有任何官方机构详细记录平民的死亡数。学者们认为，由战争直接或间接导致的非战斗死亡人数多达一千三百万，也使欧洲和小亚细亚的数百万人背井离乡或流离失所。
财产和工业损失惨重，尤其是在法国、比利时、波兰和塞尔维亚，这些地方的战况最为惨烈。
背景：“十四点建议”
1918年1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约十个月，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曾提出一个战争目标提议清单，并称之为“十四点建议”。
其中八点具体涉及协约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取得胜利后的领土和政治解决方案，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欧洲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思想。其他建议侧重于防止未来发生战争；最后一项则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盟来仲裁国际争端。威尔逊希望他的提议能带来公平持久的和平，即一种“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1918年11月11日，德国领导人在贡比涅森林签署了停战协定。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认为，“十四点建议”将成为未来和平条约的基础。但当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首脑在巴黎开会讨论条约条款时，“四大国”中的欧洲国家拒绝了这一做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被迫与西方战胜国（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史称“四大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欧洲协约国将德国视为战争的主要煽动者，因此决定对战败的德国强加严苛的条约条款。条约于1919年5月7日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宫提交德国代表团签署。《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国对发动战争负责，并赔偿大量物质损失。
《凡尔赛条约》的规定
德国丧失了13%的领土，包括10%的人口。 《凡尔赛条约》迫使德国：
- 将欧本-马尔梅迪 (Eupen-Malmédy) 割让给比利时；
- 将胡尔钦 (Hultschin) 地区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
- 将波兹南 (Poznan)、西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 (Upper Silesia) 割让给波兰；
- 将1871年普法战争后吞并的阿尔萨斯 (Alsace) 和洛林 (Lorraine) 归还给法国。
条约要求：
- 对莱茵兰实施非军事化占领；
- 给予萨尔兰 (Saarland) 在法国控制下的特殊地位；
- 举行全民公决，以确定丹麦-德国边境石勒苏益格北部地区以及与波兰交界的上西里西亚部分地区的未来归属。
此外，所有德国海外殖民地都被从德国手中夺走，成为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地。拥有大量德裔人口的但泽市（今格但斯克）成为自由市。
对战败的德国而言，条约中最耻辱的部分或许是第231条，俗称“战争罪责条款”。该条款迫使德国承担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责任。因此，德国必须承担所有物质损失。
法国总理乔治·克列蒙梭 (Georges Clemenceau)尤为坚持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克列蒙梭和法国人虽然明知德国很可能无力偿还如此高额的债款，但他们仍然十分担心德国会迅速恢复并对法国发动新的战争。
法国试图限制德国恢复经济优势和重新武装的潜力。德军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并被禁止征兵。条约限制海军舰艇吨位在1万吨以下，并禁止购买或维持潜艇舰队。德国还被禁止拥有空军。
最后，德国必须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皇帝和其他领导人提起战争罪诉讼。在随后的莱比锡审判中，德国皇帝或其他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均未出庭，大部分被判无罪释放。即使是在德国，人们也普遍认为这是一场骗局。
条约的影响
条约的严苛条款最终无助于解决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争端。相反，条约阻碍了欧洲国家间的合作，激化了最初引发战争的根本问题。
对于战败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人民而言，和平条约似是一种不公平的惩罚。这些国家的政府很快就违反了条约中的军事和财政条款。无论是德国或奥地利的民主政府，还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专制政府都是如此。试图修改和违抗条款成为这些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构成，并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
“强制的和平”？
新组建的德意志民主政府将《凡尔赛条约》视为“强制的和平”(Diktat)。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战争罪责条款、巨额赔款以及对德国军队的限制似乎极具压迫性。对他们而言，该条约似乎违背了威尔逊“十四点建议”中的第一点，即要求和平谈判和外交透明。修订《凡尔赛条约》成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德国激进右翼政党赢得主流选民信任的纲领之一。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就是其中之一。
该党承诺重新武装军队、收复德国领土、将莱茵兰重新军事化，并在耻辱性战败与和平之后重新崛起于欧洲和世界，这迎合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这些承诺使普通选民忽略了纳粹意识形态中更为激进的信条。
到1923年，赔款和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普遍通胀引发了德国帝国马克的螺旋式恶性通货膨胀。这一恶性通货膨胀再加上大萧条（1929年开始）的影响，破坏了德国经济的稳定。这使中产阶级的个人储蓄化为乌有，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经济混乱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脆弱的魏玛共和国的不稳定性。
“背后捅刀”说
最终，西欧列强通过《凡尔赛条约》排挤德国的努力破坏并孤立了德国的民主领导人。
一些普通民众认为，德国被“十一月的罪犯”——那些曾帮助组建魏玛新政府并进行和平谈判的人——“背后捅了一刀”。许多德国人“忘了”他们曾为德皇的倒台而喝彩，起初也对议会民主改革表示欢迎并庆祝停战。他们只记得，德国左派——通常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将德国的荣誉拱手让给了不光彩的和平。
这一“背后捅刀”说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的圈子名誉扫地，而这些人最致力于德国脆弱的民主实验。一战后的社会和经济动荡以及强制的和平所造成的困难破坏了魏玛德国的民主解决方案。
德国选民最终在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身上找到了他们希望看到的领导方式。
查看纳粹种族灭绝之路（英文版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