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h Hammerstein Silverstein

很快，我们开始组织人们，我受领导指派承担了这项任务，所谓的领导是指处于团体上层的人们，如 Yitzhak Zuckerman 和其他一些人，我更经常提到他的名字，可能是因为除了 Haika Grosman 之外，几乎所有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都在战争中死去了。我们的组织方式并非仅为犹太人提供一个聚集之所，而且还会派人出去寻找被解放的犹太人。因为在苏军解放之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回到他们以前的地方。去看看是否还有人活着，房子是否还在，是否还有什么可挽回的东西，这是人的自然本能。因此，我和另一名女孩受指派去寻找这些人。女孩名叫 Krysia Biderman。事实上，她的真名叫 Sara Biderman，Krysia 是她战争期间使用的化名。我们穿梭于波兰的大街小巷，寻找幸存的犹太人，并且真的找到了他们。有时，这些会见让人百感交集，以致于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因为“我们真的幸免于难了”这一想法让我们难以置信。大家还满怀忧虑，担心形势会再次改变。多年来，大家一直像受惊的猎物一样。这种感觉已经深入心神。很难去掉那种感觉，很难相信危险已经过去。所有这些自我防卫机制仍如影随形，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仍不愿意承认他们是犹太人。经常遇到他们不想与我们谈话的情形。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但是，也有一些我们到达后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况。我甚至不记得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了，但我们来到那个小地方，找到那个犹太家庭时，我们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由于持续的四处奔波，我们那时很累，她招待了我们一顿丰盛的晚餐，还让我们漱洗并居住下来，那是真正的犹太人的热情好客，这种热情好客在战前曾为大家所熟知，但在战争期间已经销声匿迹了，现在又慢慢地回到了生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