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路易斯”号返回欧洲

1939年6月6日，“圣·路易斯”号掉头驶向欧洲。七天后，正当该船横渡大西洋时，达成的一项协议给乘客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 (JDC) 欧洲主任莫里斯·特罗珀 (Morris Troper) 与其他欧洲犹太人组织和政府代表合作，安排“圣·路易斯”号的乘客进入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英国接收了287名乘客，法国224名，比利时214名，荷兰181名。

照片

比利时官员在“圣·路易斯号”的舷梯上 (照片)

比利时官员在“圣·路易斯号”轮船的舷梯上，该船被迫从古巴返回欧洲。比利时允许一些乘客进入。拍摄地点：比利时安特卫普；拍摄时间：193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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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圣·路易斯”号于6月17日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靠岸。不到三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年之内，整个西欧都将被德国占领，身处欧洲大陆的原“圣·路易斯”号乘客将再次面临纳粹恐怖的威胁。

在下船之前，乘客们填写了调查问卷，政府代表和救济机构可能以此来决定他们的目的地。他们被要求提供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亲友姓名、申请美国签证的详细信息，以及他们打算移民美国的配额等候名单上的号码。这些难民仅获得了临时庇护；他们必须同意最终移居到其他更永久的住所。当时的设想是，一旦他们在美国的配额等候名单上的号码被叫到，或者一旦他们有了其他去处，他们就会立即离开。政府官员已经开始担心来自纳粹帝国的犹太难民潮，同时也明确表示，“圣·路易斯”号乘客获得的待遇只是特例，而非其他逃离德国的人的先例。

前往比利时的乘客率先下船，然后乘坐专列前往布鲁塞尔，并在那里过夜。那些在布鲁塞尔举目无亲的乘客则被送往列日省的一个难民中心。

被选中前往荷兰的乘客第二天乘坐“扬-凡-阿克尔”(Jan van Arkel) 号轮船启程。抵达鹿特丹后，荷兰当局将他们带至一个临时难民中心，直到他们找到住处或被转移到其他难民营。

前往法国和英国的乘客登上了一艘经过改装的货轮。6月20日，该船抵达滨海布洛涅，目的地为法国的乘客在此下船。第二天，他们前往勒芒、拉瓦尔和其他法国城镇。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安排犹太儿童援助协会 (Oeuvre de Secours aux Enfants; OSE) 负责照顾约60名儿童。这些儿童被安置在巴黎北部蒙莫朗西的一些家庭中。

文件

莫里茨·绍恩贝格（Moritz Schoenberger0在“圣·路易斯”号上发出的无线电报 (文件)

1939 年 5 月 25 日，在从德国汉堡到古巴哈瓦那的航程中，艺术家莫里茨·绍恩贝格（Moritz Schoenberger）在远洋定期客轮“圣·路易斯”号上发送了这封无线电报（通过无线电发送的电报）。在这次航程中，“圣·路易斯”号运载了 900 多名正在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这封电报其中写道，“我的身心都得到了恢复，并对星期六肯定能到达哈瓦那倍感鼓舞。钱已收到。非常感谢。吻您，亲爱的爸爸”。绍恩贝格的乐观后来化为了泡影。古巴当局拒绝难民入关。在美国也拒绝这些乘客入关后，“圣·路易斯”号被迫返回欧洲。在回航途中，英国、比利时、法国和荷兰同意接收这批犹太难民。法国当局把绍恩贝格先生拘留在了法国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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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被送往英国的乘客抵达南安普敦，并乘坐专列前往伦敦。在那里，德国犹太人援助委员会为那些没有住在亲友家的人安排了住所。大多数乘客住进了私人住宅或旅馆，但约有50名单身男子被带到了位于肯特郡的一个前英国军营，英国政府已将该营地分配给难民使用。

这些乘客面临着不确定性和经济困难。离开德国后，纳粹系统地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且禁止他们工作。因此，他们只能完全依赖亲属和犹太救济机构。为了避免使其成为公共负担，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同意拨出一大部分资金来资助这些难民，共计50万美元。

大多数乘客都希望找到永久的家园，其主要目的地是美国。在美国签证等候名单上的600多人耐心地等待被叫号，其他人试图通过外国领事馆获得入境许可，但很少有国家愿意接收贫穷的移民。英国政府于1939年发布白皮书，限制移民进入巴勒斯坦，这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