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幸存者与以色列国的建立（1948年5月14日）

在大屠杀之前，欧洲犹太人已经忍受了几个世纪的反犹主义。欧洲各国政府和教会对犹太人实施了各种限制。例如，他们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限制其居住的区域和从事的工作。有时，犹太人甚至被迫佩戴独特的标记，以突显其“社会贱民”的身份。 

这种长期遭受排斥和迫害的历史使许多犹太人得出结论，他们若要想拥有公共生活，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以色列建立一个家园。19世纪末，为实现这一目标，一场名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新犹太政治运动问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的反犹政治运动和政策的兴起，加剧了犹太人遭受的迫害，促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欧洲日益流行。 

在大屠杀期间，纳粹及其盟友和同伙谋杀了六百万名犹太男女和儿童。他们摧毁了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欧洲的生活和成千上万的犹太社区。 

在这场种族灭绝发生后，许多大屠杀幸存者和其他犹太人清楚认识到，犹太人需要自己的国家，才能在那里安全、独立地生活。大屠杀幸存者、国际领导人和其他人群越来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当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成立时，许多大屠杀幸存者对其表示欢迎，将其视为犹太人摆脱弱势少数群体身份的家园。

大屠杀前几十年犹太人对反犹主义的反应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出现了新型反犹主义。这一时期，基督徒对犹太人的长期偏见与新的种族、国家和民族仇恨形式相结合。在许多国家，反犹主义者利用大众媒体散布反犹阴谋论和其他关于犹太人的谎言，并煽动仇恨，大肆利用人们的恐惧和偏见。新的政治运动以明确的反犹主义为其竞选纲领，大多数欧洲民族主义运动都将犹太人描绘成格格不入的外来者。在沙皇俄国，多轮致命的暴力骚乱（大屠杀）都以犹太社区为目标。 

在整个欧洲，犹太人都在竭力寻求应对反犹主义的最佳方法，同时努力维持充满活力的犹太公共生活。他们就如何平衡犹太宗教传统与现代生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论犹太人是否应该并如何实现同化或现代化，也讨论犹太人应该将何种语言作为身份的标志。鉴于欧洲普遍的贫穷和暴力威胁，一些犹太人认为最好的选择是移民到美国或其他国家。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也译锡安主义）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这一政治运动主张在以色列建立一个自治的犹太国家。“锡安”的称呼源于希伯来圣经，也是以色列的一个别称。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建立在以色列这片土地数百年的犹太历史之上，犹太人在此地已经持续生活了4千多年。以色列这片土地一直是犹太教和希伯来圣经的中心所在。 

因此，犹太复国主义既有历史积淀，也有创新之处。它诞生于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古老的宗教和历史渊源。但犹太复国主义也是一场现代政治运动，是对日益高涨的反犹主义的回应。犹太复国主义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19世纪末欧洲盛行的思想和观念的启发，包括基于种族的民族主义。

西奥多·赫茨尔 (Theodor Herzl) 与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由西奥多·赫茨尔于19世纪末创立。 

赫茨尔是奥匈帝国的一名犹太律师兼记者。他亲身经历了欧洲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从而激励他创立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为维也纳一家知名报社的驻外记者，赫茨尔报道了1894年在巴黎发生的反犹主义德雷福斯事件。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Alfred Dreyfus) 是一名法国犹太军官，成为反犹偏见的目标，被不公正地判定为叛国罪。此次审判倒向了将犹太人描绘成诡计多端外来者的谎言。1897年，赫茨尔还见证了口无遮拦的反犹主义政治家卡尔·吕格尔 (Karl Lueger)上台担任维也纳市长。 

赫茨尔认为，犹太人必须建立自己独立自主的国家，也认为犹太人应该回到其祖先的家园以色列，而不是继续留在欧洲做一个弱势的少数群体。

1897年，赫兹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此次会议上，与会者承诺“为犹太人民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一个受公众认可且有法律保障的家园”。当时，这片土地隶属于奥斯曼帝国，在英语中通常被称为“巴勒斯坦（Palestine）”。这是该地区名称的英语化版本，可以追溯到古代和拜占庭时期。¹ 赫茨尔等人希望赢得包括奥斯曼帝国当局在内的国际领导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

欧洲及欧洲以外的数十万犹太人成为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希望为今后在以色列的生活做好准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张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说希伯来语，各类相关团体创办了希伯来语学校和报刊，青年及体育组织也风靡整个欧洲。此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还鼓励犹太人接受农业工人培训，学习对未来家园有用的技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彻底改变了欧洲、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版图。奥斯曼帝国作为同盟国之一，与德国、保加利亚和奥匈帝国并肩作战。同盟国与英、法、俄等协约国形成对立双方。 

在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及其领土的未来是争论点之一。许多国际观察家清楚地认识到，奥斯曼帝国正在走向衰败。同样明显的是，不同国家和团体都希望控制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土。英国政府和其他列强就奥斯曼领土的未来地位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及宣言，其中包括《贝尔福宣言》。这是英国在1917年发表的一份声明。《贝尔福宣言》支持在该文件中所称“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瓦解。因此，为管理中东的前奥斯曼帝国领土，国际联盟设立了两个托管地，分别为“叙利亚及黎巴嫩委任统治地”和“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英国获得了对现称为“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行政控制权。² 委任统治协议规定，英国当局有责任履行《贝尔福宣言》的承诺。该领土有三种官方语言：英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 

在一战后的几年里，欧洲许多政党发现，充满仇恨的反犹信息对选民有广泛的吸引力。新的政治运动（包括德国纳粹主义）公开宣称反犹主义目标，并采用反犹政党纲领。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继续发展壮大，努力实现在以色列土地建立犹太自治国家的目标。然而，英国当局严格限制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英国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减少来自当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暴力和骚乱。这类移民限制使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沮丧。

在1933-1945年大屠杀期间寻求安全避难所

1933年，随着德国纳粹上台，许多犹太人都试图逃离新政权无处不在、国家支持的反犹主义政策和法律。他们希望移民到其他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或受到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等地。然而，离开德国并非易事。为了移民，犹太人不仅需要申请大量文件，而这些手续费用高昂且难以实现。即使设法获得文件，也只有极少数国家愿意让犹太人入境。

在整个1930年代，英国对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施加了日益严格的限制。尽管如此，1933年至1939年间，仍有约6万名来自德国及其占领区的犹太人成功抵达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 

1939年5月，英国发布了一份名为《1939年白皮书》的政策文件。该文件概述了英国进一步限制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计划。这一政策的转变偏离了《贝尔福宣言》，使得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失望和愤怒。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政策时机的选择。1938年至1939年，纳粹德国通过侵略邻国领土，扩大了边界和势力范围，从而使更多犹太人受纳粹德国控制。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威胁到欧洲犹太人的生存。纳粹在其占领的每一块领土上对犹太人发起残酷的大规模暴力行动，并经常得到其盟友和当地同伙的帮助。对于希望通过逃往国外躲避纳粹的人而言，战争使旅途变得更加不确定乃至充满危险。几乎没有国家愿意接纳这些犹太人。 

二战期间，纳粹的反犹政策升级为系统性的大规模屠杀。纳粹及其盟友和同伙杀害了六百万犹太男女和儿童，这场种族灭绝即为大屠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939–1945) 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英国及其盟友之间的冲突蔓延到北非。1942年，英国最终在阿拉曼战役 (Battle of El Alamein) 中阻止了德国穿越埃及的军事推进。因此，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仍受英国控制，犹太人仍然安全地居住在此，并未遭受纳粹的种族灭绝迫害。

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许多犹太人都希望加入对抗纳粹德国的战斗。数以千计的人自愿加入英国军队，一些人在新组建的犹太部队中作战。其中包括汉娜赫•西纳什(Hannah Szenes)，一名出生在匈牙利的年轻犹太女性。她是一名志愿伞兵，被派往德军后方开展抵抗和营救行动。纳粹当局抓获了试图越境进入匈牙利德占区的西纳什，对她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严刑拷打，但她从未出卖过自己的同伴。西纳什最终被匈牙利判叛国罪并被处决。1944年9月，在大卫之星旗帜下作战的英军犹太旅正式成立，它包括5千多名来自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犹太志愿者。从1945年3月到1945年5月欧洲战争结束，犹太旅一直在意大利与德军英勇作战。 

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许多犹太人都有亲友被困在欧洲，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当欧洲犹太人遭受大规模屠杀的消息公之于众时，他们惊骇万分。

战后难民危机 (1945–1948)

1945年春，盟军击败德国，他们遇到了数百万远离战前家园的欧洲平民，其中包括数十万大屠杀幸存者。纳粹德国不仅屠杀了600万欧洲犹太人和数百万其他族群受害者，还实施了规模空前的强制人口迁移。纳粹德国的战时政策造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 

德国于1945年5月投降后的几个月内，盟军将数百万人遣送回国。然而，许多大屠杀幸存者拒绝或感到无法返回战前居住的城镇。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庭和社区，还被剥夺了财产和生计。此外，回家意味着要面对持续的反犹主义和大屠杀期间遭受的严重创伤。那些返回原籍国的犹太人往往面临着敌意和暴力。例如，1946年7月，42名大屠杀幸存者在波兰凯尔采镇的一次反犹暴乱中被杀害。

许多大屠杀幸存者前往被西方盟军解放的欧洲部分地区，希望在那找到新的家园，开始新的生活。但实现这一愿望仍然困难重重。美国、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及其他目的地的移民限制仍然存在。 

在西欧的盟军占领区，许多大屠杀幸存者都被安置在被称为流离失所者(Displaced Persons, DP)营地的难民营中。在1947年的高峰时期，犹太流离失所者的人口达到约25万。这些营地从来都不是永久的家园，大多数犹太流离失所者都迫切地想要离开。 

美国与英国关于犹太难民的争论

犹太流离失所者 (DPs) 的命运是美国和英国政府争论的焦点之一。1945年夏，美国驻政府间难民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Refugees) 代表厄尔·G·哈里森(Earl G. Harrison)执行了一项任务，以确定犹太和其他无法遣返的流离失所者的需求。在随后的报告中，哈里森严厉批评了流离失所者所遭受的待遇。他描述了流离失所者营地拥挤和不卫生的条件，还提出了改善犹太流离失所者生活条件的建议。最后，哈里森敦促迅速采取行动，重新安置犹太难民。他指出，大多数犹太流离失所者都希望前往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并提到了巴勒斯坦犹太机构的请愿书。该请愿书要求英国向犹太人额外发放10万份移民许可。

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将哈里森的报告转交给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 (Clement Attlee)。杜鲁门敦促英国允许10万名犹太流离失所者移民到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但艾德礼坚决拒绝了杜鲁门的提议和哈里森报告中的建议。他警告杜鲁门，如果美国政府公开倡导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将对美英关系造成“严重损害”。

为缓解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英国成立了“英美巴勒斯坦问题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针对哈里森报告中的陈述进行了调查，其1946年4月发布的报告证实了哈里森的调查结果。委员会建议允许10万名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英国再次拒绝了该建议。

大屠杀幸存者与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的犹太复国主义

大屠杀之后，许多幸存者想要离开欧洲，他们在犹太复国主义中找到了希望和前进的道路。1945年到 1948年，越来越多的犹太幸存者选择将受到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作为其首选的移民目的地。 

在1945年和1946年，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犹太社区领袖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多次访问欧洲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他的到访鼓舞了犹太流离失所者的士气，并号召他们团结起来，支持犹太国家的建立。流离失所者逐渐成为了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中一支具有影响力的力量。针对英国限制移民到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政策，流离失所者营地中举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屡见不鲜。 

然而，英国仍继续实行限制移民的政策。这坚定了许多犹太人不择手段前往巴勒斯坦的决心。1945年到1948年，一个名为Briḥah（希伯来语，意为“逃跑”或“逃离”）的组织将10万多名犹太人从东欧转移到盟军占领区和流离失所者营地。在那里，犹太旅领导了一个负责组织船只的团体网络，在未经英国许可的情况下将犹太流离失所者运往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 

对此，英国拦截了其中大部分船只，并拒绝其入境。1945年至1948年间，英国人在海上抓获了5万多名犹太难民，他们被送往地中海塞浦路斯岛上的拘留营。在1947年的一起不寻常事件中，英国拦截了一艘名为“出埃及记1947”的船只，船上共有4千5百名大屠杀幸存者。英国拒绝让这些幸存者进入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并强行将其运送到德国的英军占领区。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让英国政府难堪。事件唤起了人们对战后欧洲犹太人困境的同情，还帮助影响了国际舆论，促进了国际社会在1948年最终承认犹太国家。 

大屠杀幸存者和以色列国的建立

随着难民危机不断升级，英国政府将此事项提交给了联合国(UN)。1947年11月29日，在一次特别会议上，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划分为两个新的国家：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犹太领导人接受了这一决议，而阿拉伯人则对此予以拒绝。

1948年4月，英国开始撤军。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随后准备正式建立一个现代犹太国家。1948年5月14日，戴维·本·古里安宣布成立以色列国。他宣布：

纳粹大屠杀吞噬了欧洲数百万的犹太人，这再次证明了重建犹太国家的紧迫性。犹太国家将向所有犹太人敞开大门，解决犹太人无家可归的问题，使犹太人民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享有平等地位。
——1948年5月15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以英文发表的“犹太国家独立宣言”

杜鲁门总统在同一天承认了新的以色列国。对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所有限制也就此取消，大屠杀幸存者立即动身前往新的以色列国。许多幸存者在以色列独立战争(1948–1949)中作为士兵参战并牺牲。尽管大屠杀幸存者在以色列人口中只占少数，但他们继续为这个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全球各地的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家属而言，以色列国仍然是其安全感和自豪感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