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部分欧洲人和其他人对大屠杀中的犹太人被害持冷漠态度，还是有些欧洲国家的人和各种宗教背景的人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犹太人。营救活动包括从单独的个人行动到大小不等的有组织的网络。1943 年秋，德占丹麦的抵抗运动组织了一次营救行动，在行动中渔民用小渔船将大约 7,200 名犹太人（丹麦全国犹太人总数为 7,800 人）偷运到中立国瑞典。在徳占波兰，自 1942 年 7 月末华沙隔都的犹太人被驱逐到特雷布林卡 (Treblinka) 屠杀中心开始，直至 1944 年秋德国占领军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有 20,000 名犹太人在波兰人民的帮助下一直躲藏在华沙和周边地区。欧洲的一些教堂、孤儿院和家庭为犹太人提供藏身之地，有时，他们还为躲藏起来的犹太人提供援助（安妮•弗兰克一家在荷兰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法国，Le Chambon-sur-Lignon 小镇的新教徒为数千名难民（多数是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

还有一些人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救助犹太人。在布达佩斯，瑞典外交官拉乌尔•瓦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瑞士外交官卡尔•鲁兹（Carl Lutz）和意大利公民吉奥尔吉奥•佩拉斯卡（Giorgio Perlasca）（假扮成西班牙外交官）为数万名犹太人提供身份证明，使其免遭与德国勾结的匈牙利政府所颁布的大多数反犹政策的迫害。1943 年，保加利亚政府原本决定根据德国的要求，驱逐居住在保加利亚国境内的犹太人，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和宗教领域的主要领袖公开抗议，国王鲍里斯三世最终取消了这一决定。波兰流亡政府的情报员 Jan Karski 在其活动基地伦敦寻找各种方法来揭露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卡拉斯基向同盟国领导人通报了大屠杀的情况，其中包括他在 1943 年 7 月见过面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美国有些团体也加入到营救工作中。贵格会的美国教友会、唯一神论派和其他团体在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为犹太难民协调解救活动。1934 年至 1942 年间，美国其他各类团体（包括宗教和非宗教团体、犹太和非犹太团体）开展合作，为大约 1,000 名无看护的犹太难民儿童提供了美国入境签证并进行安置，其中有些儿童在战后还被送回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