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对德国黑人的迫害
当纳粹于1933年掌权时,德国有数千名黑人。纳粹政权骚扰和迫害这些黑人,因其认为黑人是低等种族。虽然没有集中、系统的杀害黑人的计划,但许多黑人被纳粹监禁、强制绝育和谋杀。
关键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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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骚扰并歧视德国黑人。纳粹政权的种族法律限制了黑人在社会和经济上可以获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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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政权对数量不详的黑人和多种族人士执行了强制绝育,包括至少385名多种族的莱茵地区的儿童(他们被贬义地称为“莱茵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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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没有出现针对所有黑人的有计划的逮捕浪潮。尽管如此,许多黑人最终仍被监禁在教养所、监狱、医院、精神病院和集中营。
引言
1933年,当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和纳粹掌权时,德国生活着数千名黑人。纳粹政权歧视这些黑人,因其认为黑人是低等种族。在纳粹时期 (1933—1945),纳粹利用种族法律和政策限制德国黑人可以获得的经济和社会机会,他们还对数量不详的黑人进行骚扰、监禁、绝育和谋杀。
德国黑人社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起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千名黑人从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来到德国。这些人几乎都是男性。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德国的非洲殖民地,尤其是喀麦隆。在殖民时期,德国对其殖民地的居民实施了严格的移民限制。德国当局希望限制德国黑人永久居民的数量,并遏制黑人人口在德国的显著增长。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来自殖民地及其他地区的黑人男性仍然来到德国学习贸易或从事其他工作。他们寻求作为学徒和学生的教育机会,也会担任仆人和水手。许多黑人作为剥削性公共展览(被称为“人类动物园”)中的有偿表演者来到德国。
大多数黑人来访者只打算在德国短期停留。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1918) 爆发前,大多数前往德国的黑人男性和女性都返回了家乡,只有少数人选择留下。此外,一些原本没有计划留在德国的黑人因战争而被困在那里。1914 年一战爆发,限制了欧洲境内外的国际旅行和移民。
即便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结束,德国前殖民地的居民大多仍难以返回出生地或移居国外。这是因为德国在战后和平条约中失去了其殖民地。在战后的新秩序中,德国前殖民地的居民既没有德国公民身份,也无法获得护照或旅行证件。他们被困在德国(当时为魏玛共和国),而德国与其前殖民地已不再有任何正式联系。
魏玛时期 (1918—1933) 德国的黑人居民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有一个以男性为主的小规模黑人社区,其成员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移民到德国。到20世纪20年代初,其中一些男性与德国当地女性结婚并组建家庭。许多德裔的黑人家庭都相互毗邻,聚居在诸如柏林、汉堡、慕尼黑、汉诺威和威斯巴登这样的大城市。
在魏玛德国社会被边缘化
种族主义是魏玛德国黑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使得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大萧条更是加剧了这种状况。嫁给黑人男性的德国白人女性经常受到排挤,她们同样很难找到工作。有时,黑人甚至在自己的大家庭中被边缘化。例如,西奥多·旺贾·迈克尔 (Theodor Wonja Michael) 1925年出生于柏林,他的父亲是喀麦隆黑人,母亲是德国白人,他记得在母亲的家庭中,他的父亲是一个“禁忌话题”。
缺乏公民身份是德国黑人家庭面临的核心问题。由于当时德国公民身份十分复杂,绝大多数黑人男性都不是德国公民。这对其妻子和子女造成了影响,因为他们的公民身份取决于丈夫和父亲的公民身份。没有公民身份,黑人男性及其白人妻子和子女就无法完全融入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
黑人表演者与魏玛文化
虽然德国的黑人社区规模较小且被边缘化,但他们并非默默无闻。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黑人作为魏玛时代充满活力和创新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格外引人注目。德国人对非裔美国人的音乐和表演日益着迷,这为德国的黑人提供了站上舞台的新机会,无论他们是否真的是非裔美国人。他们在剧院、马戏团、电影以及夜总会和卡巴莱剧场等现场音乐场所进行表演。
“莱茵杂种”:莱茵地区的多种族儿童
在魏玛时代,德国西部的莱茵地区有600至800名多种族儿童。德国媒体使用贬义的标签“莱茵杂种”(“Rheinlandbastarde”)来称呼他们。这些儿童的母亲是德国白人女性,父亲多是法国殖民地士兵,曾参与盟军对莱茵地区的大规模军事占领 (1918–1930)。虽然这些士兵中有许多是北非人或亚洲人,但在公共话语中,他们都被种族化为黑人。
由于跨种族的出身,这些儿童在魏玛德国社会中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他们时常因父亲和外貌而受到歧视。然而,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外来者。大多数儿童从未婚母亲那里获得了德国公民身份。在社会上,这些儿童经常受到排挤。他们遭受了邻居、同学甚至自身家庭的种族歧视。一些人留在生母或家人身边,但其他人则被送往儿童之家或被收养。
纳粹政权 (1933—1945) 下的黑人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德国掌权后,开始将他们对种族的歧视性错误观念诉诸法律和实践。纳粹想要建立一个种族纯正的德国,认为德国人属于所谓的优等种族“雅利安”。他们将犹太人、罗姆人(吉普赛人)和黑人视作“非雅利安人”和所谓的劣等种族。纳粹通过了限制非雅利安裔德国人权利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犹太人,但同样适用于黑人和罗姆人。
对德国黑人而言,纳粹时代是迫害、边缘化和孤立不断升级的时代。尽管他们在魏玛时代曾面临种族主义,但纳粹政权的制度化种族主义使黑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更为艰难动荡。因此,德国黑人将纳粹掌权视为其生活的转折点。
纳粹迫害德国黑人不仅出于种族原因,还出于诸如对黑人政治等其他方面的考虑。例如,希拉里乌斯·吉尔格斯 (Hilarius “Lari” Gilges)(生于1909年)是一名来自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德国黑人舞蹈家和共产主义活动家。1933年6月20日,纳粹将吉尔格斯杀害,并将其尸体弃置街头。吉尔格斯谋杀案发生在纳粹政权掌权的头几个月,当时纳粹正试图摧毁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了德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德国人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并主动公开歧视黑人,这使黑人越来越难以找到和保住工作。同事和老板不愿与在纳粹种族观念中被视为局外者的人共事,黑人被解雇、驱逐和受贫在当时十分常见。一些黑人回忆起纳粹德国的生活,那是一个陌生人可以肆意朝他们吐口水和辱骂的时代。
《重设公职人员法》
纳粹政权显然一开始就打算正式将黑人排除在德国社会之外。
1933年4月,《重设公职人员法》将“非雅利安血统”的人从德国公务员中除名。该法令并未明确“非雅利安血统”的定义,其排除犹太人的意图十分明显。但随后的法令清晰指出,这也同样适用于黑人和罗姆人。在实践中,直接受这项法律影响的黑人相对较少,因为只有公民才能担任公务员,而大多数拥有德国公民身份的黑人还过于年轻,无法受进入公职系统工作。然而,这项法令和随后基于种族的限令严重限制了德国黑人未来的工作机会和职业道路。该法令还明确规定,纳粹并不认为黑人是德国民族共同体 (Volksgemeinschaft) 的一部分。
《纽伦堡种族法》
1935年9月,纳粹政权颁布了《纽伦堡种族法》,将纳粹的种族观念写入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犹太人,但从1935年11月开始,《纽伦堡种族法》也适用于罗姆人和黑人,纳粹政权轻蔑地称其为“吉普赛人、黑人和他们的杂种”(“Zigeuner, Neger und ihre Bastarde”)。
《纽伦堡种族法》包括两项法律。第一项是《帝国公民法》,它将德国公民定义为“具有德国血统或相关血统”的人。该法律旨在剥夺那些被纳粹政权视为劣等种族的人(即犹太人、罗姆人和黑人)在德国的政治权利。
第二项是《保护德国血统和荣誉法》。这项法律禁止不同种族的结合或所谓的“种族玷污”(Rassenschande)。它禁止犹太人与“具有德国血统或相关血统”的人通婚和发生性行为。随后对该法律的补充也禁止了德国黑人与“具有德国血统或相关血统”通婚,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黑人与德国人结婚生子。
纳粹德国对跨种族伴侣的迫害与歧视
《纽伦堡种族法》使德国黑人难以成婚、组建家庭或规划未来。该法律尤其对处于育龄和婚龄的黑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黑人之间可以合法通婚,但由于黑人群体规模较小,这样的黑人夫妇并不多见。
尽管受纽伦堡法限制,仍有一些黑人和德国“雅利安人”之间产生了浪漫关系。这些关系对双方来说都十分危险,尤其是如果他们选择尝试合法结婚。在纳粹德国,所有人都必须申请结婚许可,而当跨种族伴侣提出申请时,其申请会因种族原因被拒绝。这些申请也使他们的情况引起了政府当局的关注,这往往会给这些伴侣带来严重后果。在多个案例中,婚姻申请导致这些伴侣被骚扰、绝育和被迫分开。
在《纽伦堡种族法》颁布前已经成婚的合法夫妇也受到纳粹政权的骚扰。政权会施加压力,迫使德国白人女性与黑人丈夫离婚。当跨种族夫妇及其子女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时,经常会受到羞辱甚至攻击。例如,法兰克福的纳粹记者在当地的纳粹党报上持续嘲笑和贬低一位名叫杜埃拉·密斯珀 (Dualla Misipo)的喀麦隆男子及其黑人-德国家庭,这使得他和他的德国白人妻子无法谋生。
在已知的至少两起案件中,黑人男性因与德国白人女性发生性关系而部分受到惩处。
将黑人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
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德国许多黑人儿童在纳粹时期经历了更受孤独、孤立和排斥的年代。一些黑人儿童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并希望成为举国纳粹狂热的一部分。然而,纳粹种族意识形态让德国黑人儿童毫无立足之地。汉斯·马萨夸依 (Hans Massaquoi) 的父亲是利比里亚人,母亲是德国人,他记得当其班级去参加阿道夫·希特勒将出席的游行时的情况。
“现在,我们有机会亲眼见到 [希特勒]……我,一个头发蓬乱、棕色皮肤的八岁男孩,身处一群金发碧眼的儿童之中,充满了孩子般的爱国热情,仍被幸福的无知所保护。我和周围的每一个人一样,为希特勒欢呼——而在他醒着的每一个小时,他都致力于摧毁像我这样的‘劣等非雅利安人’。”
汉斯·马萨夸依,《注定见证:在纳粹德国长大的黑人》
对于纳粹德国的黑人儿童来说,学校成了他们受辱的场所。在种族科学课上,黑人儿童常被贬低,支持纳粹的老师也会嘲笑他们。
正如教育系统的纳粹化严重限制了犹太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权利,在20世纪30年代,这也影响了黑人儿童。一些黑人学生被开除,无法完成学业,而很少有私立学校会接收黑人学生。在德国,学徒经历对就业至关重要,而找到学徒工作的难度却越来越高。
起初,针对在校儿童的歧视只是临时的地方举措。但随着纳粹对学校的控制不断加强,他们开始实施正式的禁令。1938年11月,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 之后,纳粹政权全面禁止了所有犹太儿童上德国公立学校。1941年3月,纳粹政权正式将黑人和罗姆人儿童排除在公立学校之外。
纳粹德国对黑人的强制绝育
纳粹采取强制绝育迫害德国黑人,尤其是莱茵地区的多种族儿童。
绝育是指一种使人丧失生育能力的手术。如今,根据国际法,强制绝育可以作为战争罪或反人类罪受到起诉。纳粹对数十万人进行了强制绝育,其中包括残疾人、罗姆人和黑人。纳粹领导认为,这些人对雅利安人的健康、力量和纯洁性构成了威胁。
为防止纳粹所认为的“种族混合”,他们强制绝育了成百上千名黑人。因此,除了颁布《纽伦堡种族法》以防止异族通婚外,纳粹政权还采取强制绝育来阻止德国未来几代中出现黑人。
在纳粹德国,根据1933年的《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遗传健康法”),一些黑人被法院下令绝育。这项法律要求对具有某些身体和精神残疾的个体进行强制绝育,其中包括那些被归入界定模糊的“低劣”(minderwertig) 或“智力低下”类别的人。在因这项法律而遭到绝育的约40万德国人中,有一小部分是黑人。费迪南德·艾伦 (Ferdinand Allen) 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亲是英国黑人,母亲是德国白人。他因患有癫痫被送入医院,而癫痫正是该法针对的疾病之一。1935年,法庭下令对其进行绝育。1941年5月15日,作为“T4计划”(纳粹针对残疾人的大规模屠杀计划)的一部分,纳粹在贝恩堡杀害了艾伦。
此外,纳粹还仅仅出于种族而对德国的一些黑人进行了绝育。20世纪30年代,盖世太保的一项秘密计划协调了对莱茵地区多种族儿童的强制绝育。在这些行动中,截至1937年底,医生对至少 385名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了强制绝育。由于没有法律依据支持对他们的绝育,受害儿童的家人是被迫同意进行手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政权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德国的其他黑人进行了强制绝育。这些绝育手术特别针对在德国出生并即将成年的黑人和多种族青少年,纳粹认为他们即将进入青春期,或已进入性活跃阶段。
适应纳粹统治下的生活:表演作为收入来源
1933年纳粹掌权时,大多数生活在德国的黑人实际上在整个纳粹时期都被困在那里。虽然有些人试图离开纳粹德国,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几乎不可能实现。由于公民身份问题,德国的多数黑人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的签证或合法移民到其他国家。德国的黑人别无选择,只能适应纳粹统治下的生活。
然而,纳粹对黑人施加的经济和社会限制,使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极为艰难动荡。他们难以谋生和养家糊口。对黑人社区中的许多人而言,从事表演和投身娱乐业是仅有的选择之一。即便如此,在纳粹统治下,这种收入来源也并不稳定。德国文化生活的纳粹化严重限制了黑人男女以表演者身份谋生的机会。
为应对就业机会的减少,多哥人夸西·布鲁斯 (Kwassi Bruce) 于1934年共同创立了“德国非洲秀”。“德国非洲秀”是一场巡回演出,既具有民族志特色,又兼具娱乐性。它为许多黑人表演者带来了收入。纳粹利用其演出,宣传重新夺回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失去的非洲殖民地的目标。1940年,纳粹政权下令停止该演出。
1941年,纳粹政权正式禁止黑人表演者在公共场合露面。但电影业是一个明显的例外。黑人男性、女性和儿童被允许出现在宣传片中,这些宣传片旨在宣传纳粹的世界观。黑人(包括黑人战俘)在电影《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1941年)中显著亮相,这是一部关于一位主张殖民主义并为其暴行辩护的德国殖民地官员的传记电影。
集中营和其他场所对黑人的战时监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黑人的政策愈发极端。这发生在纳粹政策针对所谓种族和政治敌人更加激进的背景之下。由于法律和政策加剧了德国的歧视和种族主义,许多黑人最终被监禁在教养所、监狱、医院、精神病院和集中营。
关于黑人被监禁在集中营的经历,有很多文献记载。其中包括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囚禁并被害的巴乌姆·穆罕默德·胡森 (Bayume Mohamed Husen),被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囚禁的格特·施拉姆 (Gert Schramm),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囚禁并被杀害的玛莎·恩杜姆贝 (Martha Ndumbe),以及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囚的埃里卡·恩甘多 (Erika Ngando)。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胡森和恩杜姆贝都在集中营中丧生。其他幸存者留下了回忆录和其亲身经历的证词。在过去的几年,德国铺设了许多名为“绊脚石”(Stolpersteine)的纪念碑,以纪念被纳粹迫害和屠杀的黑人受害者。
学者们仍在继续研究和揭露纳粹迫害的黑人受害者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不仅揭示黑人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还有助于展示纳粹意识形态对个人和整个社区造成的深远影响和悲惨后果。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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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 reference1.
1884/5年至1918年,德国在非洲控制了四个殖民地:多哥(现多哥和加纳部分地区)、喀麦隆(喀麦隆和加蓬、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乍得和尼日利亚的部分地区)、德属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以及德属东非(坦桑尼亚、布隆迪、莫桑比克部分地区,以及短期控制下的桑给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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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 reference2.
“人类动物园”是一种剥削性展览,非欧洲人被展出,并被要求向白人观众展示其传统和习俗。“人类动物园”非但没有展示德国非洲殖民地和其他所谓“具有异国情调”的地区的真实生活,反而对非洲人和其他人进行了扭曲、不准确、带有偏见、种族主义式的虚假描述。尽管如此,“人类动物园”利用对人的剥削和刻板印象种获利丰厚。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这是一种流行的娱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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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 reference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来自德国殖民地的非洲人被视为殖民地的臣民,而非公民。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1918) 之后,德国在战后和平条约中失去了殖民地,这些前殖民地的居民实际上变成了无国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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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 reference4.
对于未婚女性生下的儿童,根据德国国籍法,他们可以从母亲那里继承公民身份。莱茵的大多数多种族儿童的情况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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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 reference5.
汉斯·马萨夸依,《注定见证:在纳粹德国长大的黑人》, 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