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gathered along the street watch as Jews are rounded up and marched through Lvov.

旁观者

词典将“旁观者”定义为“事件的见证人”,“在场但不参与事件的人。”

关键事实

  • 1

    “旁观者”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通常指那些对大屠杀中不断升级的迫害行为消极漠视的人。

  • 2

    战后,许多普通德国人和欧洲人声称,他们“从未卷入”大屠杀行动,仅为“旁观者”。然而,使用“旁观者”一词来避免对所发生的事件承担责任,是在掩盖个人在社会各个层面不同程度的参与。

  • 3

    将“旁观者”一词作为一个笼统的类别来审视,可以更细微地探讨各种行为,以及人们是否做了或没做什么,从而助长了对他人的迫害和集体屠杀。

背景

与现在的“旁观者”目睹的犯罪现场、意外事故或紧急情况相比,“旁观”犹太人大屠杀有许多不同之处。纳粹德国的领导人在意识形态目标的驱动下制定了相关政策。作为国家公仆的公务员、警察、军队及其同伙共同实行了不断升级的种族措施,包括最终导致了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反犹措施。

犹太人大屠杀指的是较长时期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犹太人遭受非人待遇、被剥夺多项法定权利,成为随机和有组织暴力的受害者,在社会层面或物理层面上与其他人隔离开来。早在大规模围捕和杀戮开始之前,许多人就成为了这项不断激进计划的“旁观者”。

哪些人是“旁观者”?

Soldiers from unidentified units of Einsatzgruppe (mobile killing squad) C look through the possessions of Jews massacred at Babi ...

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C 支队某小分队的士兵们在搜查于基辅附近的峡谷 - 娘子谷 (Babi Yar) 被屠杀的犹太人的遗物。拍摄地点:苏联,拍摄时间:1941 年 9 月 29 日 - 10 月 1 日。

作者:
  •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在犹太人大屠杀背景下,“旁观者”一词有两种用法。第一种是指外部或国际的“旁观者”,即非字面意义上的目击者,因为他们与实际发生的事件相距甚远。这类“旁观者”范围很广,包括盟国政府、中立国、宗教机构和犹太组织。而在第二种用法(即本文的重点)中,“旁观者”指的是事件发生地周边社会中的人,他们往往亲身经历了事件。

那些被认为是“旁观者”的接近真实事件的德国人和欧洲人,他们通常这样被定义是出于他们所不具备的身份。他们既不是“施害者”或“受害者”,也不是“受害者”的极少数“救助者”。作为群体意义出现的“旁观者”常被描述为“被动”或“冷漠”的。例如,当他们目睹别人仅仅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便遭受迫害时,没有大声疾呼,或者在大规模屠杀期间,没有为寻求藏身之处的犹太人提供庇护。

“被动”和“冷漠”这两个词本身具有不同内涵。“被动”意味着“不作为”,可能源于一系列截然不同的感受,例如无力感、对自身安全的恐惧、所在群体或社区的社会压力、对施暴者行为的容忍或支持。

“冷漠”的定义为“对某事缺乏兴趣或关注,即无动于衷”。“旁观者”对犹太人困境的“漠不关心”往往归因于人们日常有其他事情需要操心,从克服1930年代经济萧条带来的困难,到战时的资源匮乏和苦难之下自身家庭的生存问题。

当时的反犹主义偏见,包括传统宗教形式的反犹主义,加上纳粹为分裂不同种族背景的人们所做的宣传,使得许多人将犹太人视为“异类”,从而助长了被动或冷漠的社会氛围。

然而,那些并非“被动”“冷漠”或“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事件,而不再是通常所说的“旁观者”和与之相关的标签形象。

参与程度

战后,许多普通德国人和欧洲人声称,他们“从未卷入”大屠杀行动,似乎就本质而言,他们是“旁观者”。然而,拒绝为大屠杀承担责任的说法,掩盖了德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参与其中的现实。许多旁观者不仅默许或容忍所目睹的一切,他们也参与其中。

在纳粹德国内部,许多人都成为了纳粹种族和反犹政策的主动或半主动参与者。这包括通过完成日常工作参与其中的公务员:处理税单(包括在“水晶之夜”后征收的高额“犹太人财产税”)或处理国家没收的财产(包括战争期间将犹太人“重新安置”到被占领区后遗留的房屋和财产)的财政官员;保存包含个人“种族”或“宗教”身份文件档案的文员;以及遵循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内容课程的学校教师。

当公民个体出于责任感、偏见或商业机会或其他个人利益,自愿向警方告发其同事或邻居,因其告发的是所谓有罪的犹太人、反希特勒主义分子或同性恋,那么这些公民就选择了参与大屠杀。

许多社区的青少年也参与其中,因为他们掌握了新获得的权利,可以肆无忌惮地骚扰犹太同学,甚至是骚扰他们曾经往往需要服从的犹太成年人——这些都导致了犹太人被孤立。

很多德国普通民众参与大屠杀,因其以低价收购犹太企业、房屋或财产,或因犹太人被逐出经济环境、商业竞争减弱而受益。有了这些收益,这些“旁观者”便在持续迫害被剥夺者的过程中,形成了利害关系。

在纳粹德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无数人员——领导人、政府官员、警察或普通平民——在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其领土后,都参与了和纳粹政权的合作。他们有的充当办事员和财产没收者;有的充当铁路或其他交通运输行业的雇员;有的充当围捕和驱逐行动的管理者或参与者;有的充当告密者;有的主动对犹太人实施暴力;有的在杀戮行动中亲手杀人,尤其是在苏联德占区对犹太人和其他人进行大规模枪杀的行动中,成千上万的东欧人参与其中。

在德国人实施“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欧洲各地社区,他们需要掌握当地语言和知识的人帮助纳粹搜寻躲避围捕的犹太人。在物质利益或奖励机会的诱惑下,德国人和当地警察找到有愿意帮忙的人。从被占领的荷兰到波兰德占区,躲藏在这些国家的犹太人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困境。

一系列的帮助行动

False identity for Zegota member Izabela Biezunska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经常使用假身份和伪造身份证件来躲避纳粹当局的迫害。对抵抗人士、救援人员和希望伪装成非犹太人的犹太人来说,假身份至关重要。制作高质量、令人信服的伪造证件需要数十人的秘密合作。这还需要精密的摄影和印刷设备。对于想伪装成非犹太人的犹太人来说,能否获得伪造的身份证件,关乎其生死存亡。 

伊莎贝拉·别乌斯卡利用这一身份证件化名为“亚妮娜·特鲁什奇斯卡”。别乌斯卡是援助犹太人委员会(代号“热戈塔”)的成员,该组织是位于德占波兰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地下救援组织。“热戈塔”受波兰流亡政府的支持,于1942年至1945年开展行动。该组织协调救援力量,营救面临纳粹迫害和谋杀的犹太人。 

积极拯救犹太人的“救助者”人数相对较少,他们通常是抵抗网络的一部分,或者是应请求收容犹太人。这种形式的帮助一旦被发现,特别是在纳粹德国和东欧德占区,救助者就会受到逮捕和被处决的惩罚。

更多目睹受害者苦难的人以微小的力量提供了帮助。极少数人公开声援受迫害者,特别是在纳粹德国和被占领国家的部分社区中,这些声援者多数是孤立的神职人员。其他人则会通过以下方式援助受害者:为被商店拒之门外的犹太家庭购买食物或其他用品;提供伪造身份证明或警告即将发生的围捕行动;为逃亡者保管财物,以便他们可以一点点地通过变卖来换取食物。

其他微小的善举例如,在犹太朋友和邻居从家中被带往火车上进行所谓“重新安置”时,公开地拥抱他们,或往他们手中塞三明治或毛毯。犹太幸存者往往对这些富有人性的特殊时刻记忆犹新。

超越“旁观者”的范畴?

上述事例帮助我们打破了“旁观者”的固有概念,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涵盖了大量的人群,而这些人往往被认为相差无几。这展示了以对受害者有利或更不利的方式行事的可能性。近年来,根据这些引述的例子,尤其是大屠杀事件中高度积极或半主动参与的案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旁观者”一词已经过时,因其具有被动和不作为的含义,应予以摒弃。

此外,我们需要对不同地区和国家受影响群体和社区内部的社会动态进行更多研究。未来更多的研究将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刻地描绘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各种行为,并从超越笼统概念的层面上继续探讨“旁观者”的涵义。

未来的研究亦将帮助我们更好了解,身处不同地点或时期,人们如何被动员起来,如何最终作为或不作为,从而助长了对其他人的迫害和大规模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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