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计划和“T4”行动
纳粹“安乐死”计划旨在杀害有精神和生理残障的人士。纳粹认为，这样能够清除“雅利安”种族中被视为有基因缺陷并对社会造成经济负担的人。
关键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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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的字面意思是“良性死亡”，通常指使长期患病或绝症患者在无痛苦的情况下死亡，而不是遭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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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纳粹语境下，“安乐死”是一个委婉或隐晦的说法，指的是秘密谋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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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计划旨在系统性谋杀生活在德国及其吞并领土医疗机构中的精神和生理残障人士。
杀害残障人士计划
“安乐死”计划是对德国医疗机构中的残障患者实施的系统性杀害。该计划始于1939年，也就是纳粹开始系统杀害欧洲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两年前。这是纳粹众多激进的优生措施之一，旨在恢复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完整性”。这一计划目的在于消灭优生学家及其支持者所认为的“不配生存”的人，他们认为这些人由于严重的精神、神经或身体残疾，对德国社会和整个国家造成遗传和经济负担。
儿童“安乐死”计划
1939年春夏之交，一些策划者开始组织针对残障儿童的秘密杀害行动。他们由希特勒私人总理府主任菲力普·鲍赫勒 (Philipp Bouhler) 和希特勒的主治医生卡尔·勃兰特 (Karl Brandt) 领导。
1939年8月18日，第三帝国内政部颁布法令，要求所有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报告有严重心理或生理残障迹象的新生儿和三岁以下儿童。
从1939年10月开始，德国公共卫生部门鼓励残障儿童的父母将其年幼的孩子送到德国与奥地利境内的指定儿科诊所就诊。实际上，这些诊所是儿童杀戮病房。在那里，专门招聘的医务人员会利用过量的药物或饥饿的方式杀死这些年幼儿童。
起初，医务人员和诊所管理人员只是将婴幼儿纳入行动范畴，但随着措施范围的扩大，他们将17岁以下的青少年也纳入其中。据保守估计，战争期间至少有1万名身体和智力残障的德国儿童死于儿童“安乐死”计划。
“T4”行动：“安乐死”计划的扩展
“安乐死”计划的策划者们很快就设想将屠杀计划扩展到医疗机构中的成年残障患者。1939年秋季，阿道夫・希特勒签署了一份秘密授权书，以保护参与行动的医生、医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免受起诉。此项授权书的日期被追溯到1939年9月1日，以表明这个行动与战时措施有关。
元首总理府 (Führer Chancellery) 结构紧凑且独立于国家、政府或纳粹党组织。因此，希特勒选择利用元首总理府来推行“安乐死”计划。该计划的执行者将其秘密行动称为“T4”。这个代号来自项目协调部门在柏林的办公地址：蒂尔加藤大街4号（Tiergartenstrasse 4）。
根据希特勒的指令，元首总理府主任菲力普·鲍赫勒和卡尔·勃兰特医生领导这次屠杀行动。作为“安乐死”行动的一部分，他们领导“T4”特工设立了六个毒气装置以杀害成年人。这些毒气装置分别安装在：
- 勃兰登堡 (Brandenburg)，位于柏林附近的哈弗尔河畔
- 格拉芬埃克 (Grafeneck)，位于德国西南部
- 贝恩堡 (Bernburg)，位于萨克森州
- 松恩施泰因(Sonnenstein)，也位于萨克森州
- 哈特海姆 (Hartheim)，位于奥地利多瑙河畔林茨 (Linz) 附近
- 哈达马尔 (Hadamar)，位于黑森州
1939年秋季，“T4”计划的策划者根据为儿童“安乐死”计划制定的措施，开始向所有公共卫生部官员、公立和私立医院、精神病院以及收容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的疗养院，分发精心设计的调查问卷。问卷表上的有限篇幅和措辞，以及随附信件中的说明，都给人一种调查只是为了收集统计数据的印象。
只有通过对病人劳动能力的强调以及调查要求卫生部门确定的患者类别，才能识别出该问卷表的险恶目的。这些患者类别包括：
- 精神分裂症、癫痫、痴呆、脑炎和其他慢性精神疾病或神经疾病的患者
- 非德国血统或“亲缘“血统的人
- 精神失常者或因犯罪而被判刑的人
- 在有关机构中被监禁五年以上的人
秘密招募的“医疗专家”和医生（其中许多人声名显赫）组成三人小组对问卷表格进行评估。从1940年1月开始，“T4”行动执行者根据这些人的评判，开始将被选入“安乐死”计划的患者带离疗养机构。这些病人通过公共汽车或铁路被运往集中的毒气设施而遇害。
在到达此类中心的几小时内，病人就会在毒气室中丧生。毒气室被伪装成淋浴设施，实际则释放瓶装的纯一氧化碳气体。“T4”执行者会在毒气设施附近的火葬场火化这些尸体。其他工人随后将成堆火化的受害人骨灰放入骨灰盒寄给其亲属。受害人家属或监护人收到骨灰盒时，还会收到一份死亡证明和其他文件，上面列有杜撰的死因和死亡日期。
由于该计划是秘密进行的，“T4”行动的策划者和执行者采取了缜密的部署来掩盖杀戮的目的。虽然医生和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在每个案例都伪造了官方记录，来证明受害人是自然死亡，但“安乐死”计划很快就成了公开的秘密，公众也广泛知晓这一措施。他们私下和公开都对这种屠杀提出了抗议，尤其是德国的神职人员，其中包括明斯特 (Münster) 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 (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1941年8月3日，他在一次布道中中对“T4”杀戮行为提出了异议。迫于公众对此计划的广泛知晓以及公开和私下的抗议，1941年8月末，希特勒下令中止“安乐死”计划。
据“T4”自己的内部计算，在1940年1月到1941年8月期间，“安乐死”计划利用六个毒气设施杀害了7万273名被收容的精神和生理残障人士。
第二阶段
希特勒叫停T4行动并不意味着“安乐死”屠杀行动的结束。儿童“安乐死”照旧施行。此外，1942年8月，德国专业医务人员和保健工作者恢复了这项屠杀行动，但行事比之前更加谨慎和隐蔽。与最初的毒气杀害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屠杀变得更加分散，密切依赖于地区行动的迫切程度，由地方当局决定屠杀的速度。
作为已经成功在儿童“安乐死”计划中实施过的措施，过量药剂和致命注射成为一种更隐蔽的杀戮方式，使“安乐死”行动在整个第三帝国内的多个机构卷土重来。其中许多机构还系统地让成年人和儿童受害人挨饿。
“安乐死”计划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天，受害者的范围越来越广，包括老年病人、爆炸受害人以及外国强制劳工。据历史学家估计，“安乐死”计划的各个阶段共夺走了25万人的生命。
东部德占区的残障人士
在德国占领的东部地区，残疾人也是德国暴力的受害人。德国人将最初用于种族优生的“安乐死”计划限制在帝国本土，即德国和被吞并的奥地利、阿尔萨斯-洛林、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以及波兰德占区。然而，纳粹的意识形态信仰给这些人贴上了“不配生存”的标签，这也使住在医疗机构的患者成为纳粹在波兰和苏联进行枪杀行动的目标。在那里，杀害残障患者的行动由党卫军和警察部队负责，而不是施行“安乐死”计划的医生、护理人员和“T4”管理人员。
在波美拉尼亚、西普鲁士和波兰德占区，党卫军和警察部队在1941年秋季前杀害了约3万患者，以便安置从波罗的海各国和其他地区转移到那里的德裔定居者（德国侨民）。
在苏联德占区，党卫军和警察部队还通过大规模枪击和毒气车杀害了数万名残障患者。在波兰和苏联，党卫军和当地的辅警部队还残杀了数以千计的病人，他们被害于病床和病房里。这些杀戮不具备集中的“安乐死”计划的意识形态成分，党卫军之所以屠杀波兰和苏联德占区医疗机构中的病人，显然主要是出于经济和物质方面的考量。
党卫军和德国国防军 (Wehrmacht) 很快将在这些杀戮行动中被清空的医院用作兵营、后备医院和弹药库。在极少数情况下，党卫军会将空置的设施用作正式的“T4”杀戮场所。位于格涅森（Gnesen，今波兰中西部的格涅兹诺，Gniezno）附近的“安乐死”设施铁根霍夫（Tiegenhof）就是一个例子。
“安乐死”计划的意义
从多种角度而言，“安乐死”计划预演了纳粹德国之后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领导层将医务施暴者为清除“不宜生存人群”所构想的意识形态理由，扩展到被视作生物敌人的其他类别，其中最著名的是犹太人和罗姆人（吉普赛人）。
“最终解决方案”的策划者后来借用了专门为“T4”行动设计的毒气室和配套的火葬场，杀害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犹太人。此次首轮大规模屠杀行动中表现良好的“T4”人员，在驻扎在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莱茵哈德计划”杀戮中心的德国人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与那些计划从肉体上消灭欧洲犹太人的人一样，“安乐死”计划的组织者也想象着一个种族纯净、生产力强的社会。他们拥护激进的措施，以消灭那些不符合他们设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