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门格勒 (Josef Mengele)
党卫军医生约瑟夫·门格勒在奥斯维辛对囚犯进行了非人道的致命医学实验。他是在集中营开展实验的纳粹医生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位。门格勒被称为“死神”,因出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挑选坡道上而为人所记住。
关键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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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格勒利用纳粹种族理念为其在犹太人和罗姆人(“吉普赛人”)身上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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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在奥斯维辛接受实验的人都死于实验过程。在一些实验中,死亡甚至是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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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格勒在战后逃至南美洲,躲避法律对其罪行的审判。他于1979年在巴西去世。
介绍
约瑟夫·门格勒是大屠杀中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所作所为以及在其中开展的医学实验使他成为该集中营最广为人知的罪犯。他在战后的隐匿生活表明,国际社会未能将全部纳粹罪犯绳之以法。
由于他的恶名昭彰,门格勒成为许多热门书籍、电影和电视节目的主角。许多描述歪曲了门格勒罪行的真实情况,并将他从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一些作品将他描述为一个疯狂科学家,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开展虐待实验。
而关于门格勒的真相却更令人不寒而栗。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和医学研究者,也是一名获得勋章的退伍军人。他在自己的领域备受尊敬,曾效力于德国一家顶尖研究机构。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的大部分医学研究为其他德国科学家的工作提供了支持。他是在纳粹集中营对囚犯进行实验的数十名生物医学研究者之一,也是挑选奥斯维辛毒气室受害者的众多医学专家之一。
门格勒的行为体现了纳粹政权下德国科学的规范。他的罪行表明,当科学为否认某些群体的权利、尊严甚至人性的意识形态服务时,科学所带来的极端危险。
奥斯维辛之前的门格勒
1911年3月16日,约瑟夫·门格勒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冈兹堡市。他是卡尔·门格勒 (Karl Mengele) 的长子,一名富有的农业设备制造商。
门格勒在多所大学学习医学和体质人类学。1935 年,他获得了慕尼黑大学体质人类学博士学位。1936 年,门格勒通过了国家医学考试。
1937年,门格勒开始在德国法兰克福的遗传生物学和种族卫生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他担任所长奥特马·冯·傅舒尔博士 (Dr. Otmar von Verschuer) 的助理。傅舒尔是一位著名的遗传学家,以研究双胞胎而闻名。在傅舒尔的指导下,门格勒于1938年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
接受纳粹意识形态
在纳粹党执政之前,门格勒并没有积极支持纳粹党。然而,在1931年,他加入了另一个右翼政党(德意志人民党)的准军事组织“钢盔前线士兵联盟”(Stahlhelm)。1933年,纳粹吸收了“钢盔前线士兵联盟”,门格勒成为了纳粹冲锋队的成员,但他在1934年不再积极参与其中。
然而,在大学学习期间,门格勒接受了种族科学,即生物种族主义的伪科学。他认为日耳曼人在生物学上有别于并优于所有其他种族。种族科学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基本信条。希特勒利用种族科学为对患有某些生理、心理疾病或身体畸形的人进行强制绝育手术而辩护。《纽伦堡种族法》(Nuremberg Race Laws) 也基于种族科学,禁止日耳曼人与犹太人、黑人或罗姆人通婚。
1938年,门格勒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作为一名科学家,门格勒努力支持纳粹的目标,即保持和增强日耳曼“种族”的所谓优越性。门格勒的雇主兼导师傅舒尔也信奉生物种族主义。除开展研究外,傅舒尔和他的工作人员(包括门格勒)还向纳粹当局提供专家意见,协助其根据《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Laws) 判定个人是否符合日耳曼人的资格。门格勒及其同事们还对身体或精神状况可能符合德国法律规定的强制绝育或禁止通婚的日耳曼人进行评估。
服役于东部战线
1940年6月,门格勒应征加入德国陆军(Wehrmacht)。一个月后,他自愿加入武装党卫军(Waffen-SS,党卫军的军事分支)医疗队。起初,他在德占波兰的党卫军种族和安置总局 (RuSHA) 工作。在那里,门格勒对党卫军使用的种族标准和方法进行了评估,他们以此判定声称拥有日耳曼血统的人在种族和身体上是否符合日耳曼人。
1940年底,门格勒被派往党卫军“维京”师(Wiking)工程营担任医务官。自1941年6月起的约18个月里,门格勒亲眼目睹了东部战线的残酷战斗。此外,在德国进攻苏联的前几周,门格勒所在部队屠杀了数千名犹太平民。门格勒凭借在东线服役的经历获得了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并晋升为党卫军上尉 (SS-Hauptsturmführer)。
门格勒于1943年1月返回德国。在等待下一次武装党卫军任务时,他又开始为导师傅舒尔工作。傅舒尔在当时刚成为柏林凯撒-威廉人类学、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研究所 (KWI-A) 的所长。
被派往奥斯维辛
1943年5月30日,党卫军将门格勒派往奥斯维辛。有证据表明,门格勒本人主动申请了该调动。他是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医生之一。奥斯维辛-比克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最大的集中营,也是欧洲各地被驱逐犹太人的屠杀中心。除其他职责外,门格勒还负责比克瑙的吉普赛人集中营(Zigeunerlager,字面意思是“吉普赛营”)。从1943年开始,近两万一千名罗姆男女和儿童(被贬义地称为Zigeuner或“吉普赛人”)被送往奥斯维辛,并被监禁在吉普赛人集中营。1944年8月2日,该营被大清洗,门格勒参与挑选出用于比克瑙毒气室被害的2893名罗姆囚犯。此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称为奥斯维辛-比克瑙或奥斯维辛二号集中营的主任医师。1944 年 11 月,他被派往为党卫军服务的比克瑙医院。
“死神”:挑选要杀害的囚犯
作为集中营职责的一部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务人员负责进行所谓的“挑选”。挑选的目的是找出不具备工作能力的人。党卫军认为这些人毫无用处,因此将其杀害。当运送犹太人的车辆抵达比克瑙时,集中营的医务人员会挑选一些身体健全的成年人到集中营从事强制劳动。那些未被选中参见劳动的人,包括儿童和老人,则被送进毒气室杀害。
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的医生也会定期在集中营医务室和营房进行筛选。他们进行挑选的目的是找出那些受伤、病重或虚弱到无法工作的囚犯。党卫军使用各种手段谋杀这些囚犯,包括致命注射和毒气。门格勒经常在比克瑙进行此类挑选,导致一些囚犯称他为“死神”。 犹太妇科医生吉塞拉·佩尔(Gisella Perl)是比克瑙的一名囚犯,她后来回忆,门格勒在女医务室的出现让囚犯们充满了恐惧: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些视察,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是否会被允许活下去……他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
——摘自吉塞拉·佩尔的回忆录《我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医生》
二战结束后,根据曾在门格勒手下工作过的囚犯医生和在其医学实验中幸存者的描述,门格勒在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变得臭名昭著。
门格勒是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约50名医生之一。他既非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级别最高的医生,也不是那里其他医生的指挥官。尽管如此,他的名字是迄今为止在奥斯维辛工作的所有医生中最广为人知的。原因之一是门格勒经常出现在进行挑选的斜坡上。即便门格勒本人不执行挑选任务时,他也经常出现在斜坡上,在囚犯中寻找用于其实验的双胞胎,并为比克瑙医务室寻找医生。因此,许多抵达奥斯维辛后接受挑选的幸存者都以为,门格勒就是选中他们的医生。然而,门格勒执行这项任务的次数并不比他的同事多。
奥斯维辛的生物医学研究人员
党卫军授权德国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在集中营内进行不道德且往往致命的人体实验。奥斯维辛既为其他集中营进行的人体实验提供了囚犯,其本身也是各种人体实验的场所。这是因为被送往那里的囚犯人数众多。党卫军将来自不同国家和种族背景的130万名男性、女性和儿童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相比其他集中营,研究人员更容易在奥斯维辛找到符合特定标准的人类实验对象。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有十几名党卫军医务人员对被囚禁者开展实验,门格勒仅为其中之一。这些医生还包括:
- 爱德沃德·威尔茨 (Eduard Wirths),奥斯维辛首席医生;
- 卡尔·克劳伯格 (Carl Clauberg),治疗不孕不育的致命专家;
- 霍斯特·舒曼 (Horst Schumann),在纳粹安乐死计划中用毒气杀害了数千名残疾患者;
- 党卫军医生赫尔穆特·维特尔 (Helmut Vetter),为法本化学工业公司 (I.G. Farben) 的拜耳子公司对达豪、奥斯维辛和古森集中营的囚犯开展药物试验;
- 约翰·保罗·克雷默 (Johann Paul Kremer),解剖学教授。
这些医生将被任命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视为推进其研究的绝佳机会。
开展实验的类型
集中营的实验使许多受害者永久残废或死亡。在一些实验中,受害者死亡甚至是预期结果。在奥斯维辛开展实验的医务人员并未征得囚犯的同意,也没有告知他们治疗方法或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奥斯维辛开展的实验类型包括:
- 测试大规模绝育方法;
- 在囚犯身上制造伤口或使其感染疾病,以研究影响并测试治疗方法;
- 为了研究或培训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不必要的手术和治疗;
- 为开展人类学和医学研究而杀害和解剖囚犯;
- 门格勒在奥斯维辛的实验。
除在奥斯维辛履行常规职责外,门格勒还对囚犯进行研究和实验。他的导师傅舒尔甚至可能安排了门格勒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以支持凯撒-威廉人类学、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研究所 (KWI-A) 的研究。在奥斯维辛任职期间,门格勒向其德国同事寄去了血液、肢体、器官、骨骼和胚胎样本。这些都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的身上提取的。门格勒与其同事合作开展研究项目,利用囚犯为他们进行研究和实验。
除与KWI-A研究所合作外,门格勒还在奥斯维辛的囚犯中开展自己的实验。他希望发布研究结果,以获得大学教授资格。
在奥斯维辛工作期间,门格勒在一些营房内组织了一个综合研究中心。他从囚犯中挑选医疗专业人员作为自己的手下。门格勒为其研究获得了最新仪器和设备,甚至还建立了一个病理学实验室。
研究目标
门格勒自己的研究及其为KWI-A研究所开展的研究通常集中于基因如何发展成特定的身体和精神特征。在符合伦理规范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合法且重要的基因研究领域。然而,门格勒、傅舒尔及其同事的工作都被他们所信奉的伪科学种族理论所扭曲,而这一理论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基础。该理论认为,人类种族在基因上存在差异。该理论建立了一种种族等级制度,强调“劣等”种族在遗传上比“优等”种族成员更易表现出负面特征。据称,这些负面遗传特征不仅包括身体和精神疾病及缺陷,还包括社会层面不可接受或不道德的行为,如流浪、卖淫和犯罪。根据这种错误的种族理论,种族之间通婚会将负面特征传递给“优等”种族,并削弱它们。
门格勒试图识别特定的物理和生物化学标记,以此确定特定种族的成员。门格勒及其同事认为,找到这些标记对于维护日耳曼人所谓的种族优越性至关重要。对于他们而言,这项研究的重要性证明对他们认为劣等种族的人——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进行有害和致命的实验是合理的。
门格勒的受害者有哪些?
门格勒的受害者主要来自两个族群:罗姆人和犹太人。纳粹德国的生物医学研究者对这两个群体尤其感兴趣。纳粹意识形态认为,罗姆人和犹太人都是“次等人”,对日耳曼“种族”构成威胁。出于这一原因,纳粹科学家认为医学伦理不适用于这些群体的成员。
门格勒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工作期间,有两万多名罗姆人被囚禁在那里,还有数十万犹太人被运往该处。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科学家能够接触到如此众多且集中于一处的这些族群成员,也没有其他地方有能力任意对人类进行实验。门格勒曾对一位同事说,如果不利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机会进行人体实验,将是一种犯罪。
罗姆人
除选择罗姆人作为医学实验对象外,门格勒还对吉普赛人集中营的罗姆男性、女性和儿童进行了人类学研究。当集中营中的罗姆儿童爆发坏疽性口炎时,他指派囚犯医生对此进行研究。坏疽性口炎是一种细菌感染,主要感染极度营养不良的儿童。然而,门格勒认为,奥斯维辛的罗姆儿童患上坏疽性口炎是因为遗传,而不是集中营的恶劣条件。该病通常具有致死性,但囚犯医生发现了治疗坏疽性口炎的方法。然而,所有被治愈的儿童最终都在毒气室中被杀害。
双胞胎
在20世纪30年代,双胞胎是人类遗传学研究的焦点之一。在二战之前,傅舒尔和其他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利用双胞胎来研究疾病的遗传基础。这些早期的研究人员获得了双胞胎或其父母的同意,但研究人员很难招募足够的双胞胎参与这些研究。在奥斯维辛,门格勒从被运送至此的犹太人和被监禁于此的罗姆人中找到了数百对双胞胎,而此前没有研究者能够对如此多的双胞胎进行研究和实验。
门格勒命令其工作人员测量并记录双胞胎身体的各个方面。他从双胞胎身上抽取了大量的血液,有时还会对他们进行其他痛苦的医学测试。
“……他们还在我们全身注射药物。由于这些注射,我的姐姐生病。她的脖子因严重感染而肿胀。他们把她送到医院,在未使用麻醉且条件简陋的情况下为她做了手术……”
——摘自洛伦茨·安德烈亚斯·梅纳舍的叙述,集中营编号A 12090。
此外,门格勒还同时杀害了多对双胞胎,以进行尸体解剖。在他研究尸体后,门格勒将其中部分器官寄往KWI-A研究所。
先天性畸形患者
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坡道上挑选抵达的犹太人时,门格勒会特别寻找存在身体畸形的人。这包括侏儒、巨人症患者或畸形足患者。门格勒对这些人进行研究,然后将其杀害。他将这些人的尸体送至德国,供研究人员研究。
此外,门格勒还会寻找患有虹膜异色症的罗姆人和犹太人,异色症会使一个人的双眼呈现出不同颜色。门格勒在KWI-A研究所的一位同事对该病症尤其感兴趣。门格勒在奥斯维辛杀害患有异色症的人,并将这些人的眼睛寄给这位同事。
儿童
门格勒医学实验的受害者大多是儿童。被选中进行实验的儿童与其他囚犯居住在不同的营房,食物和待遇稍好一些。门格勒对这些儿童表现得很友好。门格勒实验的幸存者摩西·奥费尔(Moshe Ofer)在1985年回忆道:
“[门格勒]像个好叔叔一样来看我们,给我们带来巧克力。在使用手术刀或注射器之前,他会说:‘别害怕,你不会有事的……’……然后他对提比注射了化学物质,在他的脊椎上进行了手术。实验结束后,他会给我们带来礼物……在后来的实验中,他将针插入我们的脑袋。那道针刺的疤痕现在仍然可见。一天,他带走了提比。我弟弟好几天都没有回来。当他被带回来时,他的头上缠满了绷带。他在我的怀里去世了。”
门格勒不仅利用儿童开展自己的实验,还为KWI-A研究所提供支持。他参与了一项关于眼睛颜色发展的研究,通过将一种由其同事提供的物质放入儿童和新生儿的眼中进行实验,实验结果包括眼睛刺激、肿胀、失明,甚至死亡。
一名被指派照料门格勒实验对象(犹太双胞胎)的囚犯后来描述了这些儿童在接受实验时的情感和身体反应:
“首先从手指上收集血样,然后从动脉中采血,在某些情况下会对同一受害者进行两到三次采血。那些孩子们大声尖叫,试图藏起来以避免被触碰。工作人员不得不使用武力……还在孩子们眼睛里滴入药剂……有的成对的孩子被滴了两只眼睛,另一些则滴了一只……这些操作对受害者造成了痛苦。他们的眼睑严重肿胀,出现灼烧感……”
躲避法律制裁
1945年1月,随着苏联红军在波兰西部推进,门格勒和奥斯维辛的其他党卫军逃离了该集中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及其分营中工作。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穿上了德国军队的制服,加入了一支军事部队。战争结束后,这支部队向美军投降。
门格勒装扮成德国军官,成为美国战俘。1945年8月初,美军释放了门格勒,但未意识到门格勒的名字已在通缉战犯名单之上。
1945年末到1949年春,门格勒用假名在巴伐利亚州罗森海姆附近成为了一名农场工人。在这里,他得以与家人建立联系。美国战争罪调查人员得知门格勒在奥斯维辛犯下的罪行后,试图找寻并逮捕他。然而,根据门格勒家人的谎言,调查人员误认为门格勒已经死亡。美国试图逮捕门格勒的行为使其认识到在德国并不安全。在家人的资助下,门格勒于1949年7月以另一个假名移民至阿根廷。
1956年,门格勒在阿根廷站稳了脚跟,感到非常安全,甚至以约瑟·门格勒 (José Mengele) 的身份获得了阿根廷公民身份。然而,1959年,他得知西德检察官知道他在阿根廷,正在积极寻求逮捕他。门格勒因而移民至巴拉圭,并在该国获得了公民身份。1960年5月,以色列情报人员在阿根廷绑架了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n),将他带到以色列进行审判。门格勒猜到以色列人也在寻找自己,因此逃离巴拉圭。在德国家人的支持下,他在巴西圣保罗附近隐姓埋名度过了余生。1979年2月7日,门格勒在巴西贝尔蒂奥加附近的度假胜地游泳时突发中风,溺水身亡。他被安葬在圣保罗郊区,化名为“沃尔夫冈·格哈德”(Wolfgang Gerhard)。
门格勒尸体的发现与鉴定
1985年5月,德国、以色列和美国政府同意合力追捕门格勒,并将其绳之以法。德国警方突袭了门格勒家族一位朋友在德国冈兹堡的家,发现了门格勒已经死亡并被埋葬在圣保罗附近的证据。1985年6月,巴西警方找到门格勒的坟墓,挖掘出他的尸体。美国、巴西和德国的法医专家确认这些遗骸属于约瑟夫·门格勒。1992年,DNA证据证实了这一结论。
门格勒躲过了34年的逮捕,从未被绳之以法。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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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 reference2.
洛伦茨·安德烈亚斯·梅纳舍(集中营编号A 12090)在10岁时被监禁在奥斯威辛。他和他的姐姐是门格勒医学实验的受害者。见奥斯维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档案,证词集第125卷,第146—147页。摘自 《记忆之声:医学实验》,奥斯维辛:奥斯维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2016年,第57页(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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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 reference3.
摘自《奥斯维辛死亡营的解剖学》,以色列·古特曼与迈克尔·贝伦鲍姆编,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4—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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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 reference4.
摘自艾莉兹贝塔·皮埃库特·瓦萨斯卡:《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孩子们(一个护士的回忆录)》,《医学评论》1967年第1期,第204—205页。引自 《记忆之声:医学实验》,奥斯维辛:奥斯维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2016年,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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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 reference1.
吉塞拉·佩尔:《我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医生》,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120页。